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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送了出去，聽說學生們把信張貼了出來。不到兩三天，省裡的督學下來視察，在那個學校裡看到我的信，他說：“什麼‘青年是中國的希望’！什麼‘你們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什麼‘在你們面前我沒有可以驕傲的地方’！這是瞎捧，是誘惑青年，把它給我撕掉！”信給撕掉了，不過也就到此為止，很可能他回到省城還打過小報告，但是並沒有製造出大冤案。因此我活了下來，多寫了二十多年的文章，當然已經扣除了徐某某禁止我寫作的十年。①

話又說回來，我在信裡表達的是我的真實的感情。我的確是把讀者的期望當做對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貢獻一點力量，如果不是想對和我同時代的人表示一點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盡我作為一箇中國人所應盡的一份責任，我為什麼要寫作？但願望是一回事，認識又是一回事；實踐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絕不能由我自己一個人說了算。離開了讀者，我能夠做什麼呢？我怎麼知道我做對了或者做錯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讀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對我們社會的進步有貢獻呢？只有讀者才有發言權。我自己也必須尊重他們的意見。倘使我的作品對讀者起了毒害的作用，讀者就會把它們扔進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寫作。所以我想說，沒有讀者，就不會有我的今天。我也想說，讀者的信就是我的養料。當然我指的不是個別的讀者，是讀者的大多數。而且我也不是說我聽從讀者的每一句話，回答每一封信。我只是想說，我常常根據讀者的來信檢查自己寫作的效果，檢查自己作品的作用。我常常這樣地檢查，也常常這樣地責備自己，我過去的寫作生活常常是充滿痛苦的。

解放前，尤其是抗戰以前，讀者來信談的總是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個人的苦悶以及為這個前途獻身的願望或決心。沒有能給他們具體的回答，我常常感到痛苦。我只能這樣地鼓勵他們：舊的要滅亡，新的要壯大；舊社會要完蛋，新社會要到來；光明要把黑暗驅逐乾淨。在回信裡我並沒有給他們指出明確的路。但是和我的某些小說不同，在信裡我至少指出了方向，並不含糊的方向。對讀者我是不會使用花言巧語的。我寫給江安中學學生的那封信常常在我的回憶中出現。我至今還想起我在三十年代中會見的那些年輕讀者的面貌，那麼善良的表情，那麼激動的聲音，那麼懇切的言辭！我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見過不少這樣的讀者，我同他們交談起來，就好像看到了他們的火熱的心。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小說《春》的序言裡說：“我常常想念那無數純潔的年輕的心靈，以後我也不能把他們忘記”我當時是流著眼淚寫這句話的。序言裡接下去的一句是“我不配做他們的朋友”，這說明我多麼願意做他們的朋友啊！我後來在江安給中學生寫回信時，在我心中激盪的也是這種感情。我是把心交給了讀者的。

把心交給讀者（2）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寫信問我什麼是寫作的秘訣。從五十年代起提出這個問題的讀者就多起來了。我答不出來，因為我不知道。但現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給讀者。我最初拿起筆，是這樣的想法，今天在五十二年之後我還是這樣想。我不是為了做作家才拿起筆寫小說的。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開始在巴黎寫小說，我住在拉丁區，我的住處離先賢祠（國葬院）不遠，先賢祠旁邊那一段路非常清靜。我經常走過先賢祠門前，那裡有兩座銅像：盧騷（梭）和伏爾泰。在這兩個法國啟蒙時期的思想家，這兩個偉大的作家中，我對“夢想消滅不平等和壓迫”的“日內瓦公民”的印象較深，我走過像前常常對著銅像申訴我這個異鄉人的寂寞和痛苦；對伏爾泰我所知較少，但是他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為西爾文的冤案、為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