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包產到戶搞得早的地方，如安徽、四川、甘肅等地，則出現了更喜人的新氣象。

大災之年的生產實踐，為這一年包產到戶的大爭論作了很好的總結。早包早富，遲包遲富，不包不富，這已是多數人的共識。

當然，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的鬥爭，並沒有完全停止。當時，全國一度出現兩種傾向：一是仍然堅持不準搞包產到戶；二是硬要農民搞包產到戶。兩者都脫離當地實際，違背群眾意願。而且前者在少部分領導人中仍有市場，有一個省的領導竟在幹部會上公開宣佈：“誰要繼續搞包產到戶，是共產黨員的開除黨籍，不是共產黨員的開除公職。公安局的大門是開著的，我們不希望你們進去，但你們一定要往裡鑽，那也沒有辦法。”中央農口也不例外，有人仍藉口維護毛主席倡導的農業學大寨精神，繼續或明或暗地抵制包產到戶。萬里對此極為重視，1981年3月11日，他到農業部黨組會上指名道姓地作了嚴厲批評，指出：“‘左’的思想對我們的同志來說，不是有無之分，而是多少之分。”我們有些人掙了工資，吃了飯，憑老經驗，憑主觀想象，待在北京城裡說長論短，不行！要親自到下邊去調查，去看看，否則思想很難統一。“萬里這番講話震動很大，事後農口100多位領導幹部都深入農村，搞調查研究，轉變思想。

已經離開農口領導職務，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部長的王任重同志依然沒有轉變思想。王任重同志具有較高的理論、領導水平，”*“中遭”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