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治的能力。正如後來美國著名學者英格爾斯所說：“再完美的現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進的技術工藝，也會在一群傳統人的手中變成廢紙一堆。”吉野作造指出，日本的當務之急便是提高國民智慧，讓他們儘快具備讓憲政發揮作用的知識和道德。選民肩負著監督議會的責任，如果選民道德低下，眼光狹隘，頭腦愚蠢，立憲制度就空有其表。

另一方面，立憲制度本來就是“主民主義”，即“主權在民”的運動的結果。統治者和作為被統治者的人民分別站在矛盾的兩端，統治者的獨攬大權，民眾便無自由可言，民眾擁有了自由，統治者便不能隻手遮天。若非萬不得已，統治者無論如何都不會任由民眾得到他們夢想中的自由，他們總會竭盡全力地壓抑他們，奴化他們，限制他們。然而，民眾遲早會意識到只有在政治上爭取一席之地，自己的權利才有可能得到保障，“為權利，毋寧死”，他們一次次地發起運動，確立立憲制度。

在吉野作造看來，“主民主義”的立憲制度框架就應該是：國家元首由政府監督，政府由議會監督，民眾監督著議會。

吉野作造是了不起的思想家，同時還是虔誠的基督教教徒，1898年，剛滿20歲的吉野作造就在日本仙台的浸禮教會接受了基督教洗禮。在上大學時，他還加入了由牧師海老名禪正主持的本鄉教會。如果說小野冢喜平次是吉野作造政治思想的啟迪者，那麼海老名禪正就是他人生信仰的導師。

幾乎在吉野作造發表《本邦立憲政治的現狀》的同時，海老名禪正的《日本魂之新意義》也出現在雜誌上。這位德高望重的牧師指出，日本人的“日本魂”實際上就是“國家魂”，它是日本民族發展壯大的前提，亦是日本的“民族魂”。如果日本成為偉大的國家，那麼日本的“國家魂”、“民族魂”便可進而成為“世界魂”、“人類魂”。海老名禪發表此篇文章之際，日俄戰爭剛剛結束，俄軍在旅順向日本投降，海老名禪正將這場目的並不光彩的戰爭稱為“國家自衛戰”，併為它的勝利大受鼓舞，認為戰爭就是促成“大日本魂”上升至“世界魂”、“人類魂”的必要手段。他自信，有“日本魂”的指引，日本必能成為“神子帝國”。主張博愛的基督教在牧師海老名禪的幾番解說下，竟成為對外戰爭的理由。

此文一發表，就立即受到了社會主義者的批評，這讓吉野作造憤憤不平，他特地為自己格外敬重的海老名禪正撰文辯解，先後寫作了《何謂“國家魂”》、《答木下尚江君》等文，和以幸德秋水、木下尚江為代表的社會主義者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辯論。吉野作造反覆強調愛國心的重要性，認為人無論是在物質生活上，還是在精神生活中都無法離開社會國家而獨立存在，人類從來不是孤立的，人作為社會國家中的一分子，必然要受到“國家”這一團體意志的約束，這種團體意志就是“國家魂”。

因此，日本必須弘揚“國家魂”，瞭解“國家魂”的意義，闡明並宣揚大和魂。

明治時期的民族主義思想讓吉野作造表現出激進的一面，實際上大正時期的許多思想家的理論都浸染著濃厚的民族主義及國家主義色彩。

吉野作造認為，只要讓民眾的個人意志和國家精神融為一體，新時代的日本“國家魂”便可塑造起來，為此他奮筆疾書，大力宣揚愛國之心。在《答木下尚江君》中，吉野又闡述了宣揚、發展“國家魂”的另一種不可或缺的手段——戰爭，他和海老名禪正的觀點類似，認為若要將日本的“國家魂”推廣至全世界，沒有比戰爭更好的手段了，從這個角度看，日俄戰爭當然堪稱“義戰”。對內建立立憲制度，對外實行帝國主義是吉野作造的基本政治主張，二者相輔相成。立憲制能實現大多數國民的利益，而國家利益是全體國民利益的基礎，推行戰爭有助於宣揚壯大日本的“國家魂”，“國家魂”強大了，國家便也跟著強大，對任何一個國民來說，只有國家強大了他們的利益才有所保障，國強才能民富，國強才能民安。

1909年吉野作造成為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為了讓自己的思想“更上一層樓”，他特地遠赴歐美研究西方強國的政治狀況。在外留學的他，很快發現“民眾運動”的滾滾潮流不可扼制。他參考歐美國家的政治制度，認為“兩黨制”和“###制”是“民眾運動”的關鍵。他將歐美髮達的憲政制度介紹給日本人，並在《歐美憲政的發達及現狀》中明確了“民本主義”的概念，這一概念涵蓋了他大部分政治理念。

在西方留學期間，吉野還曾到歐洲工人遊行的現場進行觀察，並深入他們的大罷工活動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