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話差距很大，鄉下的人很看不起天水市城裡人講的話，總覺得他們講話不誠實。我也發現我們村裡人講話的速度比天水市人講得慢，也沒有他們講話那樣輕。與普通話的差距就更大了，當地把普通話稱為“偏言”，只有來我們生產隊的住隊幹部才講“偏言”，大部分人也聽不懂。我記得有一次開批鬥大會，住隊幹部用普通話講了一大堆，最後讓被批判的老太太做檢查，談對自己錯誤的認識，老太太講，你的“偏言子”我沒有聽懂，氣壞了住隊幹部。大隊書記忙著解釋，我們隊上的群眾水平不高，沒有聽懂領導的講話，不要生氣。有些像抗日電影中對付皇軍的情景。

小學畢業後，因為公社中學給我們學校的名額很少，照顧貧下中農的孩子還不夠，我的家庭是“四類”家庭，更是排不上號。我哭著去找叔叔，他在公社的中學當老師。走後門成功了，我上了中學。

我上的是社辦中學，我想是為了區別村辦的學校，正式的名稱叫“東泉中學”（我們的公社叫東泉公社，現在已經改名叫馬跑泉鄉了）。上中學後，許多老師講普通話，我聽起來比較費勁。化學老師就是講普通話。他說，物質世界是由分子構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構成的，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電子構成的，老師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原子結構的圖。世界是這樣的？我帶著疑惑去問叔叔，叔叔告訴我：“你現在最重要的不是瞭解世界是怎麼構成的，重要的是你身體不好，得過腎炎，中學畢業回生產隊已經參加不了重體力的勞動，要抓緊中學的時間學習一兩門吃輕閒飯的手藝。現在我們村裡沒有電，但是過幾年一定會有電，所以，你要學電工，會接電燈，會裝開關。還有，現在的社會政治運動多，牆上寫的標語口號多，你要學習寫仿宋體字和黑體字。”我後來苦練了一陣寫標語口號，到現在仿宋字寫得還不錯，但是有了電腦，我的這點優勢也顯不出來了。

命運比我設想的好得太多。改革開放了，爸爸平反了，來了一輛解放牌的卡車，把我們全家人的東西拉進了城，癱瘓的媽媽沒有擔架，我和爸爸用床單臨時做了一個擔架。到了城裡，我們借住在一位爸爸的老同事家，汽車開不進衚衕，我和爸爸用擔架抬著媽媽，一隻手還拖著丟了鞋的弟弟。城裡人都探出頭來看我們這跟難民似的一家人，卻沒有人來幫我們，我感到城裡人和人之間的距離。從此我們全家開始了城市生活。那年，我14歲。

《易經》中有“否極泰來”一句話，我想對應我們家的情形正好。

20年過去了，命運沒有讓我去當農村的電工。我已經開始給城裡人蓋房子，城裡人叫“房地產開發商”。這種叫法絕不是抬舉人，房地產開發商一般名聲都不大好，如果有人叫你“房地產開發商”，尤其在電視劇裡，十有###是在罵你，遠沒有“蓋房子的”中性一些。

小時候吃的苦，讓我養成了一切從簡的習慣。講話不要講廢話，也不要講永遠正確的套話。幹活別擺沒有用的花架子，要有效率。建房子也少一些沒有用的裝飾和建築符號。現代建築中假惺惺地去模仿古代的建築符號，中國的建築去學習歐陸風情等等這些形式主義的建築，我都認為是在無病呻吟，裝腔作勢。現代建築中有一種思想叫“極少主義”“少就是多”，我能夠理解並接受。近些年我們蓋的房子最重要的思想是“極少主義”，儘可能少的線條，儘可能少的色彩。世界本來不復雜，是人們自己給自己找麻煩，大自然中的動物、植物、流水，沒有多餘的東西和動作。當有多餘的東西出現時一定是發生了問題，比如癌症。

又過了幾年，在我的生活中出現了電腦、網際網路。我想隨時隨地地打電話，於是有了手機；我想隨時隨地地辦公，於是有了膝上型電腦；我想照相不浪費膠捲，於是有了數碼照相機；我想不整天趴在桌子上畫圖，於是有了AUTOCAD……

2004年的春天，現代化的交通工具把我運到了我的老家。我始終沒有在這裡用我已經練好的仿宋字寫一條標語口號。沿路還是有許多的標語口號，但是內容不再是“批林要批孔，斬草要除根”之類的口號，而是計劃生育、退耕還林、###的內容。漫山遍野的油菜花開了，從山頭一直到山腳下，鋪天蓋地的黃，一直深入到我的心裡。我從來沒有發現我的家鄉是如此的美麗。我想拿出高階的數碼照相機，但是又想，再高階的照相機，也不如人的眼睛，我要用父母給我的眼睛和心，感受家鄉這醉人的油菜花的美。

我去了我的小學校——那座供奉著菩薩和家神的廟。在我曾經上過課的教室，看到了我當年用過的土坯做的“桌子和凳子”，幾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