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周祖豹在家門口被一夥兇徒刺殺14刀而身亡。 2003年6月30日凌晨，北京朝陽區勁松8區9輛汽車被十幾個手持鐵鎬的人砸壞，被砸壞的汽車全部為新車或高檔轎車；7月1日，北京方舟苑又有8輛高檔車被砸；7月3日，北京望京地區又有8輛車被砸。 許多人將這些事件歸結到貧富差距的拉大導致的社會仇富心理。 目前，中國社會各群體間收入懸殊，已超出了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1978年，城鎮居民的收入相當於農村居民收入的倍，到2001年，接近3倍。而且，農民收入中40％是實物性收入，而不是貨幣性收入，真正能跟城市居民一樣購買商品和服務的貨幣只有1800多元人民幣，平均每月150元人民幣左右，其中還有20％要用於第二年買種子、農藥、化肥和柴油等擴大再生產的開支。再考慮到城市居民的隱性福利，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將達到6∶1。 即使在城鎮，也是貧富不均。據國家統計局城市調查總隊所進行的城鎮居民財產調查，佔總數10％的最低收入家庭財產總額只佔全部城鎮居民財產的，而佔總數10％的最高收入的富裕家庭財產總額佔全部城鎮居民財產的45％，另外80％的家庭僅佔有全部城鎮居民財產總額的。城市居民家庭財產基尼係數達到，遠超過分配不公的國際警戒線。這是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公開承認的。還有，“占城市人口比例55％的中低收入和低檔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緩慢，甚至不及農民。一些下崗人員的生活狀況甚至比農民還艱難”。 如此懸殊的貧富差距，如此巨大的心理落差，足以摧毀國人原有的價值體系，隨之帶來的將是震撼、羨慕、嫉妒、不滿甚至仇恨。 繁榮並不足以保障社會穩定，貧富鴻溝卻可以讓整個社會斷裂。近年來，國家統計局等權威機構以及國際社會不約而同地對中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拉響警報。馬迪厄在《法國革命史》中說得好：“革命不是發生在一個貧窮的國度，而是發生在一個富裕的國度；不是發生在大饑荒中，而是發生在整個國家欣欣向榮的時期。”恰恰是在社會發展最快的時候，社會結構極容易因失衡出現震盪。這一點已被古今中外無數次歷史事件證明。 顯然，對於收入增幅的差距，如果缺乏有效的對策，差距還將逐年擴大。面對新世紀，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不容忽視。所以，當《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出來，反而讓榜上人惶惶不已，好比是在財富的喜馬拉雅山上看到深淵而倒吸一口冷氣。 目前我國收入分配的現實是階層和區域差距都在擴大，在社會階層分化的過程中，少數人先富起來了，共同富裕還談不上。 富人不是貧富差距的根源，適當的貧富差距，更能刺激社會的發展。富人的存在或者貧富差距的拉大，並不見得就會產生仇富情緒。重要的是，社會是否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讓窮人透過後天的合法努力也能成為富人。因此，在部分人富裕起來後，收入差距就不能再任由其無限地擴大。制定合理的分配製度必須“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這事關中國社會的安全和穩定。如果說穩定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的話，那麼，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同樣是迫切的政治任務。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講道，富人對財富的追求是永無止境的。在一個擁有完善致富渠道的社會中，有一個良性的迴圈，社會從低點不斷“上行”。差距引發競爭，社會的進步和生產力的進步與社會競爭活動的過程是一致的、同一的，社會財富在這樣的競爭中也會不斷地增加。 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也十分巨大，但美國社會的貧富矛盾並不尖銳。這和美國窮人出力、富人出錢的社會捐獻文化發達不無關係。比爾·蓋茨先後向社會捐贈了200多億美元。他曾說，自己死後將把絕大部分財產回贈給社會，只給每個子女留下100萬美元的遺產。美國鋼鐵大王卡納基有一句名言：“有錢人在道義上有義務把他們的一部分財產分給窮人，因為所有超過家用之外的個人財產都應該被認為是讓社會受益的信託基金。”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必然產生資本奴役勞動的現象；勞動者追求的是收入最大化，必然要求社會解決公平問題；政府追求的是整體利益最大化，則必須平衡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係。從這點來說，市場經濟條件下永遠會有富人與窮人的矛盾，永遠會存在貧富之間的差距。我們既不可能消滅這個矛盾，也不可能消除這些差距。我們能夠做到的僅僅是緩和矛盾，縮小差距。這就要求我們的社會要有一種平衡機制來協調資本、勞動者、政府之間的博弈。問題在於，目前我們恰恰缺少這樣一個平衡機制。 基尼係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