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四到三四十年代，無論是科學與玄學之爭或是*與*之爭，始終沒有脫離五四的基本命題。這些爭論，固然有各種形式之爭，包括程式和手段的差異，但主要是價值觀念的衝突，用韋伯的概念，就是“價值領域中的諸神鬥爭”。在諸多價值觀念中，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衝突是最基本的。1930年代中期發生的“本位文化”論與“全盤西化”論之爭，以文化的容含性，可以看作是前期諸多論爭的一個匯合。比起啟蒙的先驅，“全盤西化”論者帶有明顯的學術性傾向；他們以深遠的目光，明澈的頭腦，挑戰的勇氣和充分的信心出現在傾斜的舞臺上。但是，他們人數太少，由於缺乏物質性力量的結合，而使固有的理論優勢大大削弱，終於陷落在傳統勢力的重重包圍之中。就像彗星一閃而過，除了天文圖譜上記下悲劇般的短暫的光輝，我們再也找不到它遺下的痕跡。　txt小說上傳分享

價值領域中的諸神鬥爭（5）

1935年1月，陶希聖等十位大學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又稱“一十宣言”。宣言聲稱中華民族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已經失去存在的依據，因此，“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鑑於這種文化本位思想，必然對“以解放思想束縛為中心”的五四文化運動實行顛覆。對於歐美文化，宣言承認吸收“是必要而且應該的”，但是反對“全盤承受的態度”；吸收的標準，則明確表示“決定於現代中國的需要”。宣言說：“中國是既要有自我認識，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閉關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決心。這認識才算得深切的認識。”客觀，全面，無懈可擊。實際上，由於強調“中國本位”，西方文化思想的引進就是先定的，預設的，有限制的。什麼“現代中國”，其實就是中國政府；其對西方文化的選擇，只能以國家—實質上是上層既得利益者—為主體，而不可能立足於國民個體。一種具有自由品格的文化，對於失去自由個體的民族而言是沒有任何價值的。所以，強調特殊國情，固守本位文化，是抵禦和延緩專制政體走向解體的根本措施。宣言的發起人以學術文化掌門人的身份出現，其實都有著政黨的背景，是“黨治文化”的擁護者。陳立夫出出進進，幾次介入由宣言引發的文化建設問題的大討論，並非出於純學術的興趣，是顯而易見的。

由於五四反傳統的整體性與徹底性，使得傳統文化的保守主義者在堅持其固有立場的時候，不得不退讓半步，接納西學作為工具，藉以披飾傳統思想，於是，從此有了所謂“新傳統主義者”之稱。單看這名目，就知道五四是建立了功績的，容不得抹殺。然而，他們正是借了五四創造的條件，化中為西，反過來攻擊西方文化，包括五四本身。早在《新青年》點燃啟蒙之火時，杜亞泉及其《東方雜誌》派與之對峙，就開始批判西方文明，以及新文化運動的西化傾向。梁啟超以巴黎和會觀察員身份旅歐，歸國以後，發表《歐遊心影錄》，大力宣傳西方科學文明的破滅和東方精神文明的優越，高叫打破“現代化萬能之夢”，一度引起轟動。梁漱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著作，以儒家的人生理念批判西方近代科學理性，力倡“迴歸”儒家文化，“根本改造”西洋文化，預言“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然而，他們的徒眾愈來愈少，後來也就不復為人們感到興趣了。大約在他們仿效先輩，“拉車屁股向後”的時候，大家發見了那打在臀部的鮮明的封建紋章的罷？代之而起的，被叫作“新儒家”。據說這一概念，是在張君勱出版其英文著作《新儒家》之後才變得通用起來的，但是範圍並不嚴格。在這裡，主要是指活躍在三四十年代的一群學者，代表人物有熊十力、張君勱、馮友蘭、賀麟、錢穆等。面對中國的變局，這批人物懷有一種深重的危機感，於是決心投入民族文化的重建工作。他們把哲學視作文化的核心，著意擇取最富於民族文化特點和倫理精神象徵的宋明道學作為材料，利用西方哲學的學術語言，建構新的價值體系，以求從根本上影響和改造民族生活，“上追先哲之精神，翼吾族類，庶幾免於危亡”。不論他們的哲學路向有著怎樣的不同，也不論他們是否參與了文化建設問題的大論戰，反對“全盤西化”和維護傳統文化的基本立場是一致的，都是“儒”。熊十力把當時中國的歷史境遇比作五代時期，因受佛教的衝擊而陷於分裂，因此，他提出必須學習宋儒，使民族精神團聚在孔孟的道統中。馮友蘭論證“中體西用”時說，中國寧可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慢一些，也要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