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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中後期，隨著文化運動的退潮，中國進入政黨和政治強人的霸權時代。在*之上，蔣介石一手加強政治控制，一手致力於思想統制工作。他把“三*義”確立為全國的“中心思想”，宣稱“思想統一，比什麼都要緊”。在黨內，他強調黨的紀律，說：“黨要我們生，我們就可以生；黨要我們死，我們就要去死”；“黨員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給黨，交給領袖”；“黨員要有服從性，不能有一點自由”。在黨外，宣揚愛國主義，領袖崇拜。1934年，他親自發動“新生活運動”，將國民黨的政黨文化社會化。他規定運動的目標是“改革社會，保國保種”，必須“使全國公民的生活徹底軍事化”；對於“公民”，則強調以德國和義大利為“卓越榜樣”，結合儒教傳統的“禮義廉恥”教育，使之按照義務行事，遵守社會秩序和集體法規，履行其對國家的職責。在1938年3月召開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仿效納粹的做法，公開提出“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口號。1940年初發表《中國之命運》，說“今日的中國，沒有了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標誌著國民黨一黨*，已經進入它的巔峰狀態。

價值領域中的諸神鬥爭（9）

在蔣介石的黨化宣傳中，愛國主義是一箇中心內容。再沒有什麼語彙比“國家”和“人民”更能夠讓大家獲得那種利益分享的愉快了。蔣介石的“愛國主義”是什麼呢？那是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與儒家大一統思想，以及一整套封建倫理觀念的結合。韋伯說：“國家本身不具有內在的價值，它只是實現其他的價值的一個純粹的技術性工具，國家惟有從這些其他價值中取得它自身的價值，而且只有當國家不追求超越它的這個僅僅是輔助性的地位時，它才能保留它的這種價值。”在和平時期，“愛國主義”的提倡，只能有利於權力者或最高權力者，因為國家權力在其中代表了“最終的”價值。但是它不可能給人民帶來任何好處，反而因為概念自身的含混性，容易喚起他們關於幸福的幻覺，在國家的祥光之下，模糊，忽略，以至放棄個*利的追問，和爭取這權利以及與此相關的所有合法權益的鬥爭。

中國共產黨正是在被剝奪了存在的合法權利的情況下，從艱難曲折中走過來的。1940年代的延安時期，是一個相對穩定、發展和壯大的時期。在這個西北偏僻的小鎮裡，剛剛上升至黨內領袖地位的毛澤東，成功地領導並完成了兩大運動：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透過整風—“搶救運動”是其中的一段插曲—這樣一種帶有首創意義的群眾性運動，結合嚴密的組織措施，把全黨全軍和個體知識分子統一到以毛澤東的名字命名的主流意識形態，即中國化了的*主義之中。當時，全國正處在抗戰階段。毛澤東的講話和文章，在階級論的內容中，增加了比以往更為濃厚的民族色彩。當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大肆宣揚其愛國主義—*主義時，毛澤東闡述的是*主義，一種獨具特色的政治哲學。他有一個總結性的著作，就叫《新*主義論》。在論著中，他把*主義分為新舊兩部分：“舊*主義”屬於資產階級，資本主義性質，“新*主義”卻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可謂涇渭分明。這種觀點，給歷史的闡釋帶來很大的方便，而且有利於現實政治的操作。但是，文化發展的階段性，並不可能像描述的那麼明顯。這種帶有機械論味道的劃分，在時間的縱軸上，容易造成對辛亥—五四一段思想文化成果的排拒；而這個時段，正是被稱作“新文化運動”的偉大的啟蒙時期。同時，這種劃分，也容易從橫向拒絕西方的*理論和經驗。這兩種可能性，完全為後來的事實所證明。整風文獻表明：毛澤東的思想和被它所輻射的運動，有兩個相當複雜的特點：一，對西歐啟蒙時代產生的一些重大理念基本疏離；二，對本土文化資源，包括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思想傳統，乃至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等，給予高度重視。“中國化”一詞，就是毛澤東1938年在*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最早提出來的。1940年代初，出現在延安和重慶的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論戰，其實可以看作是毛澤東有關的思想在正反方面的展開。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即創立了一條與十月革命和莫斯科的中國模仿者完全不同的軍事路線，就是：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農村和城市，在人類文明史上是兩個反差巨大的象徵。毛澤東的軍事路線，同樣也是他的思想文化路線，兩者是完全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