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詩作為人類內在精神的一種象徵性形式，仍屬意在個體反抗；在一片順世和樂之音中，可謂不同凡響。魯迅一生所堅持的“思想革命”，即先生說的“啟蒙”，便發端於此。總之，個性解放，個人主義，乃是“五四”的靈魂。正因為“自覺至，個性張”，才能一時間產生那樣蓬蓬勃勃的，至今被我們視為啟蒙旗幟的知識分子的自治運動。當時的知識分子，幾乎無不以“個人”解構家族，解構國家，解構傳統觀念、風俗習慣；一旦消除了個人的自覺意識，一個群體，一場運動，只是一群如古斯塔夫·勒龐所稱的“烏合之眾”而已。事實上，轉眼之間，歷史便開始輪流上演一類萬喙息響的啞劇，一類亂糟糟的鬧劇，如此一直拖完了將近一個世紀。　。。

也談五四、魯迅與胡適（2）

1920年代中期，郭沫若、瞿秋白等一群青年共產黨人便開始批判個人主義，而蔣介石和他的御用文人們則極力宣揚國家主義，集權主義，“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並以此否定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陳獨秀組黨了，胡適入閣了，只餘一個魯迅—自稱他的思想是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相消長—荷戟彷徨復吶喊。中國沒有個人主義的立錐之地。正因為這樣，才有了後來的如先生所說的“大的意志”。從思想史的方面看，可以說，五四精神的淪亡也就是個人主義的淪亡。

二、其次想說的是：“鬥爭”何以成為問題？

現今的知識界，好像誰都把可惡的“鬥爭”同魯迅聯絡起來，連先生也如此；甚至因為魯迅主張“打落水狗”，便說“不免為先生盛德之累”，實在很使我感到意外。鬥爭在魯迅這裡，從來是以小對大，以弱對強，與權勢者自上而下，以強凌弱，以眾凌寡的所謂“批判”或“鬥爭”是大兩樣的。話語這東西，如果真的不經分析便可以混淆黑白的話，那麼對於魯迅的鬥爭，則應當換成另一個語詞，就是“反抗”。這種基於自由意志的個體反抗，居然有人拿它比附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紅衛兵運動或別的“痞子運動”，真是匪夷所思。

在過往的人為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裡，確實“樹立”過不少鬥爭的英雄典型；但是，在此期間，不也出現了像張志新、遇羅克一樣的人物嗎？誰可以否認他們曾經同惡勢力作過鬥爭這一事實呢？連先生大為稱頌的顧準，其實也都是在暗暗地作著鬥爭過來的。魯迅說：“人被壓迫了，為什麼不鬥爭？”我以為，這是千真萬確的。見到“鬥爭”的字眼，便感到恐懼，或厭憎到要嘔吐，除非把自己置於如魯迅說的那類“萬劫不復的奴才”的地位裡去；不然，只能說明了我們從來未曾像魯迅，或像張志新遇羅克顧準們那樣鬥爭過，只是一味挨“鬥爭”而已。

與此相關的是“寬容”問題。先生在信中高度評價寬容精神，其實，從伏爾泰、洛克以來，“寬容”一詞，都是針對政治和宗教*而發的，而且主要是針對國家權力和集團勢力而發的。對於無權者個人，免受損害還來不及，如何可能形成“霸權話語”而要求他“寬容”呢？伏爾泰在著名的《哲學辭典》中撰寫過“寬容”的條目，還專門寫過一本題名《論寬容》的書，他就認為，寬容精神是有原則的。在著作中，這個主張寬容的人經常使用一個詞，就是“敗類”；有意思的是，有一個時期在給朋友的信中，最後都要寫上一個口號樣的短語：“消滅敗類”。一望而知，“消滅”一詞是很不“寬容”的，然而，正是終生對“敗類”所作的不妥協的鬥爭，使伏爾泰成為“歐洲的良心”。至於魯迅，在先生看來是太缺少寬容精神—謝泳先生稱之為“*風度”—的了。先生例舉的“打落水狗”一說，出於魯迅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篇；在整本雜文集《墳》裡，恰恰這是作者自己最看重的文章。這緣由，或者正如他所說：“因為這雖然不是我的血所寫，卻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其中說的“落水狗”，比喻的是“反改革者”，而且是咬人、咬死人的“反改革者”，明顯比伏爾泰的“敗類”還要敗類。文章的“結末”實在太好，太精警，而且已經回答了好像作者早已料到的關於不寬容的詰難似的問題，先生不妨多讀幾遍。為了免勞翻檢，今一併抄在這裡：“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會激起新舊，或什麼兩派之爭，使惡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罷。但我敢斷言，反改革者對於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並未放鬆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復加了。只有改革者卻還在睡夢裡，總是吃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後，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果然，文章發表以後兩個月，“三一八”慘案便發生了。眼見北京政府槍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