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絡，但應進行“華北自主幣制”。＇〔日〕野澤豐：《中國的幣制改革與國防關係》，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年版，第251頁。＇

隨後，日本陸軍省擬定了《華北幣制改革指導要領》，其基本方針是：“華北幣制在形式上雖需要使之同中國一般市制建立相當的聯絡，但應迅速排除來自華中、華南方面實質的支配關係，並進而吸收利用其資金”，把以中國新幣制為基準的“一種日金匯兌本位”作為本位貨幣。＇〔日〕野澤豐：《中國的幣制改革與國防關係》，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年版，第284～285頁。＇

1935年12月10日，華北日軍制訂了《華北自主幣制施行計劃綱領案》，提出在華北設立新的金融中樞，使之與華中、華南金融相分離；建立“華北公庫”為唯一通貨發行機關並驅逐法幣，由華北自治政權與民間銀行、錢莊集資1億元，首先發行額1。33億元；由銀錢業和商界的親日分子任公庫首腦，顧問及科級職員由日本人擔任。1936年2月22日，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部提出了上項計劃綱領的修正案，對華北幣制獨立作了進一步的規定，如貨幣取10進位，計紙幣5種，銅幣4種，共9種；華北公庫理事會由理事長（總裁）、理事（副總裁）、各分庫理事會代表，銀錢業公會和商會代表等組成；在冀察經濟委員會下設公庫準備委員會。當冀察政務委員會建立之後，由日軍松室孝良少將脅迫，迫使冀察政務委員會於1936年5月由河北省銀行在法幣之外印發紙幣。

1937年3月，偽冀東銀行也發行若干面額的紙幣及輔幣。日本的“自主”幣制活動，雖然沒有完全得到推行，但亦嚴重地干擾了中國的幣制改革與經濟發展，為其對華北實行經濟掠奪起到重要的配合作用。

（二）白銀走私與武裝走私

從日本進行的白銀走私問題，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日本蓄意破壞中國金融財政的險惡用心。在市制改革之前，日本一直在唆使日本及朝鮮浪人在華北各地掀起擠兌銀元的風潮。

1935年4月14日至5月25日，天津的中央、中國、交通等銀行兌出白銀達1682103元，北平的交通銀行自1935年6月6日至29日這20余天內兌出1629600元，使庫存銀元降到最低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交通銀行檔案。＇

而這些銀元幾乎全部落到偽滿及日本手中。其擠兌的主要辦法是，用中國、交通、河北等三行的1150元鈔票購兌中國銀元1000元，之後運到關外售與日本人專設的收購中國銀元的機構。

用其他鈔票也可以購兌中國銀元，其價格是，以日本銀行鈔2050元，或朝鮮金票1400元，或滿洲洋票1300元購買中國三行鈔票1000元，再以之購兌中國銀元偷運關外。就這樣，有限的中國銀元就被日本人用無限的紙幣套購而去。＇《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彙編》第2輯第30冊。＇

此舉既可以毫不費力地塞滿日本的腰包，又可以削弱中國的金融財政，這就是日本使勁地破壞中國市制改革的要害所在。

1935年5月22日，河北省政府在給南京國民黨當局的呈文中說，每日密送到關（山海關）的白銀約十五六萬元，北平、天津各居五分之二。＇《于學忠轉報華北白銀走私情形呈行政院文》，《民國檔案》1987年第4期。＇

以此而計，中方每月外流白銀約400萬元。僅1935年四五月間，秦皇島海關緝拿到的走私白銀總額達177900元之多。＇千家駒：《中國經濟的掙扎》、（《中國國民經濟》）。＇

其餘未能緝獲的，其數目更是驚人。

金融是國家經濟的命脈，由於日本所策劃的陰謀，平、津兩地庫存白銀幾乎被匯兌一空，中國銀根吃緊，同時又紙幣貶值。帶來物價上漲，工商業停滯，經濟崩潰。這正是日本所希望發生的混亂局面，它便於日本進一步在中國翻雲覆雨，巧取豪奪，策劃自治，吞併領土。

除上述白銀走私外，日本還進行了一系列令人髮指的武裝走私活動，對華北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這種走私活動隨著其在華北的政治軍事擴張加劇，從隱蔽的小規模的，發展到公開的集團性的武裝走私。

“走私”一詞的本來含義是秘密輸售貨物，逃避交納合法捐稅。而日本所進行的走私，是以其軍事力量和不平等條約為背景，對中國實行強迫的、公開的、大規模的、不平等的商品輸售活動，其實質無異於強制掠奪。當時在長城一線，滿載各種商品的馬車幾十輛為一隊，連同其武裝護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