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汪精衛出走後時局的指示》，指出這是“中國主戰派與主和派的開始分裂”。號召全國軍民“用一切方法打擊賣國叛黨的漢奸汪精衛，批評他的漢奸理論，並指出他的反共主張即為他的漢奸理論的組成部分。”＇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頁。＇

在國民黨內部，也紛紛斥責汪精衛集團，要求國民政府予以嚴肅處理。

何香凝在香港發表文章，斥汪“不特民族氣味全無，連做人的良心都已喪盡”。

汪原來企望響應其行動的廣東地方實力派張發奎、餘漢謀等人通電斥江“繆論繆辭，為敵張目”，要求對汪“明正典刑，以肅紀綱”。西康劉文輝也責汪“言行逾範”、要求對其“嚴峻處分”。其餘各戰區將領，各省政府官員，民眾團體，海外華僑也都紛紛通電譴責汪集團。雲南龍雲雖與蔣有隙，但也不願隨汪降日，並將汪離開昆明情況向蔣報告，提出了對策建議，隨後公開通電，表示對國民政府中央的態度是“擁護既定國策，抗戰到底”。汪集團的出逃行動，及其《豔電》的公開發表，遭到全國各界的激烈反對，完全出乎汪的意料，也使各種潛在的投降派受到了震懾。

面臨汪精衛的出逃事件及全國各界民眾的討汪熱潮，國民政府最高當局採取了相應的軟、硬兩手對策。最初，蔣介石試圖封鎖汪逃至河內的訊息，以免造成混亂。29日汪之《豔電》發表，輿論鼎沸，蔣仍“欲處以寬大”。

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由於群情激憤，最後乃形成決議“永遠開除汪兆銘黨籍”，明確其性質為：“就其行為而言，實為通敵求降。”撤消其一切職務，還決定發表對汪的通緝令。但蔣介石對汪表示“惋惜”，試圖再留一條路使汪“翻然悔恨，重返抗戰隊伍”，故未正式通緝汪，對汪派人員也表示了安慰，曾令駐英大使郭泰祺致電汪去歐洲休養。2月中旬，蔣派同汪關係甚密的國民黨老資格黨員谷正鼎，帶了出國護照和鉅款，勸汪去歐洲休養，也可以隨時寫文章打電報對國事發表意見，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組織，以免被敵人利用，造成嚴重後果。汪堅持投降立場，谷正鼎遊說無效。

蔣介石在“軟”的一手行不通的情況下，又採取“硬”的一手，首先懲罰的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特派員林柏生。林作為汪精衛的“和平運動”的骨幹分子，在其主持的《南華日報》迅速發表汪的《豔電》。17日，在香港被二人用鐵棍擊中頭部，差一點喪命，此後林被迫改換姓名，隱藏起來。與此同時，軍統局又籌劃了對汪精衛的刺殺行動。汪逃到河內後，遷移到河內高朗街27號，軍統局工作組尋找下手機會，於3月21日對汪住宅實行突襲。

結果，被擊斃的是汪最親近的心腹曾仲鳴夫婦。原來，曾妻剛到河內兩天，汪將臥室讓與他們，自己住在隔壁房間，曾仲鳴夫婦成了替死鬼。在刺殺案發生的第二天，日本即決定派遣參謀部中國科科長影佐禎昭去河內，協助汪轉赴上海。國民政府除繼續開展政治討汪運動之外，又採取了新的行動牽制日本對汪政權的扶持。

三、汪精衛建立偽國民政府

早在汪精衛住河內期間，汪集團就抓緊時機制定其政治綱領，籌劃建立能夠迎合日本口味，能與重慶政府對抗的政權。首先，汪集團在河內成立了由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高宗武、曾仲鳴、林伯生等8人組成的“最高委員會”。其下建立政治、一一軍事和財務三個委員會，政治與軍事兩委員會由汪精衛擔任主任委員。財務由周佛海充任主任，周還兼任政治、軍事兩委員會的秘書長，成了汪集團中的第二號人物。這個最高委員會及三個委員會構成了汪集團的最高領導機構。

1939年初，曾對汪集團大力支援的近衛內閣辭職，平沼騏一郎內閣繼任。汪集團欲瞭解日本新內閣的態度，並催促日本採取更多的扶助，遂由高宗武攜帶汪集團的政見，於2月21日赴日，向平沼內閣表示：如果日本與蔣介石接觸，汪協助斡旋；如果與蔣介石以外的人接觸，汪以在野資格斡旋；如果要汪出來負責，他將出馬。

汪集團的投靠使日本感到滿意。3月，日本決定成立以汪為首的新政權，並在刺汪案件發生後，立即派影佐禎昭前往河內，準備將汪轉移安全地帶。4月18日，經化裝到達河內的影佐、犬養健等人與汪見面，雙方仔細研究汪的行動細節安排。汪為掩人耳目，租用了一艘760噸的法國小船“馮·福林哈芳”號，而日本的北光丸號船載著影佐等人跟在後面。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