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政治問題；改組陝西省政府，任杜斌丞為省府秘書長；解散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成立以王炳南為主任的“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釋放西安政治犯；接收《西京日報》，改名《解放日報》，積極宣傳抗日。

西安事變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的發動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

第一，西安事變的發動是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成果，是中國共產黨聯合張、楊逼蔣抗日方針的產物。

第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步步逼進，民族危亡的加深，使得張學良同蔣介石內戰政策的矛盾尖銳化。在勸蔣抗日失敗的情況下，張、楊人民族利益和自身利益出發，迫不得已以極特殊的兵諫形式逼迫蔣介石改變政策。

第三，西安事變的發生是中國人民，特別是西北人民、東北人民抗日救國運動推動的結果。

東北軍、17路軍、紅軍三位一體的西北大聯合計劃也對西安事變的發生產生重大影響。從1936年春天起，張學良、楊虎城與中國共產黨達成了一系列友好協定。西北大聯合的計劃一直在秘密執行，這一計劃是以發展民族戰爭為主要出發點的，是要用西北的統一戰線促成全國的統一戰線。雖然，西安事變是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自己發動的，中國共產黨在事前並不知道，但事變的發動“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統一戰線去推動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開始，”＇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111頁。＇

因此，它確與西北大聯合計劃的影響有密切關係。

西安事變的發生，在國內外引起了極其強烈的震動。全國人民和各派愛國力量無不歡欣鼓舞。事件發生後，西安“30萬民眾歡騰鼓舞擁護民族解放運動。”＇《西北文化日報》1936年12月13日。＇

短短3天內，僅山西、湖南、貴州、四川、廣西5省的民眾團體和救亡組織，發到西安響應張、楊通電的電報就有1000餘件。西安事變的當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等18個救亡團體發表通電，擁護張、楊“八大主張”。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致電全國武裝部隊和各黨各派，號召加強團結，共赴國難，救亡圖存，公開批評了國民黨政府的誤國政策。

西安事變使國民黨統治集團陷入混亂。1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走“討伐”張學良“叛變”。

為邀請中共中央派員共商大計，12月12日，張學良致電中共中央：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頁。＇

為了對付南京的軍事威脅，12月14日，張、楊調東北57軍和105師到渭南一帶，第51軍和67軍警戒蘭州至咸陽一帶，17路軍警戒蘭田、商城、蒲城、大荔一帶，準備迎擊南京方面的進攻。

二、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和努力

西安事變爆發後，各國和國內各派政治勢力由於立場、觀點和利益的不同，對事變採取不同的態度，提出不同的主張，從而呈現出一種極為錯綜複雜而又緊張的局勢。

在國際上，日本帝國主義極端仇視西安事變，極力挑撥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的關係，並伺機對中國採取新的侵略行動。日本陸軍省在12月14日的“西安事變對策綱要”中提出：“南京政權和其他各地政權，非但不改變以往的政策，反而更加激化了抗日反日思潮，將使帝國僑民的安全與在華利益受到侵害。倘若此種事態出現，則應毫不猶豫地行使自衛權”。“稍微看一下張學良的起兵宣告便知，恐將招致對日空氣之惡化，……因此，在此形勢下，要做好準備，以便不失時機地採取自主之手段。”＇〔日〕《現代史資料》8，第608頁。＇

12月19日，日本有田外相對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稱：“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客共之條件下與張妥協，日本決強硬反對。”

12月23日，日本廣田首相在樞密院會議報告：“倘國府與張學良以容共為妥協條件，日本則予斷然排擊。”＇《黨史資料通訊》總第41期，第27頁。＇

英、美帝國主義由於自身利益所繫，從需要中國牽制日本出發，支援事變的和平解決。

12月17日，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在致英駐華大使休格森的電文中稱：“我想到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張學良可能被說服釋放蔣介石，如果他本人的安全能得到保障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