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版，第564頁。＇

12月28日，周恩來覆信赫爾利：在聯合政府問題上中共不願“繼續進行抽象的探討”，請他轉告國民政府先要解決四個具體問題，即釋放一切政治犯，撤退包圍解放區的國民黨軍隊，廢止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務活動。＇《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1輯，世界知詛出版社，1957年版，第145頁。＇　但上述起碼的民主要求，也遭到了蔣介石的拒絕。

此時，赫爾利還不敢關閉與中共談判的大門。中國共產黨也抱著最後一線希望，派周恩來於1945年1月24日再次赴渝與國民黨談判。國民黨方面參加談判的代表是宋子文、王世傑、張治中。赫爾利應雙方邀請列席了會議。

會談中，國民黨方面在美國的支援下，在原三點“反建議”的基礎上，又提出三項辦法，即：在行政院下設一容納中共及其他黨派的戰時內閣；由軍事委員長委派國共軍隊軍官各一人、美國軍官一人組成三人混合委員會，負責擬定中共軍隊整編及待遇之辦法；指派美國軍官一人直接指揮中共軍隊作戰。三項辦法的實質依然是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迫中共交出軍隊。中國共產黨拒絕了國民黨的三項辦法，2月2日，提出了《關於黨派會議的協議草案》，主張先解決民主，後解決軍隊，但再次被蔣介石拒絕。至此，談判陷入僵局。2月16日，周恩來飛返延安。

就在赫爾利協助蔣介石在國共談判中演雙簧戲的時候，赫爾利己準備公開與中共攤牌，開始清洗主張聯共政策的美國在華軍政人員。1945年2月28日，艾奇遜、戴維斯等五位美國駐華官員起草給國務院的報告，主張不要無條件對蔣承擔義務，遭到赫爾利的拒絕，其後戴維斯等一批客觀反映情況的外交官開始遭到清洗。進入1945年後，歐亞反法西斯戰爭形勢更加明朗，美國世界戰略的重心，開始轉向爭奪勢力範圍方面，在中國便公開實施扶蔣反共的政策。

儘管如此，中國共產黨仍未放棄與美國合作的努力，1945年1月9日，毛澤東和周恩來透過延安美軍觀察組提出了訪問華盛頓的建議。內稱：“延安政府希望派一個非正式團體去美國，向對中國當前局勢感興趣的美國人民和美國官員進行解釋和說明。下面是該政府嚴格限制不加公佈的建議：如果羅斯福總統表示希望將他們作為中國主要政黨的領袖予以接待，毛和周即願立即單獨或一同去華盛頓舉行探討性的會議。”＇〔美〕巴巴拉·塔奇曼：《假如毛和周來到華盛頓：如何抉擇》，載《外交》，1972年10月。

但赫爾利把這個建議說成是美國駐外軍官所策劃的“共產主義陰謀”的一個部分，扣壓了美軍駐延安觀察組1945年1月9、10日關於毛澤東、周恩來希望訪問美國的電報。羅斯福採納了赫爾利堅決反對邀請中共領導人訪美的意見，從而關上了與中國共產黨合作與發展外交關係的大門。此時，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完全站到了蔣介石一邊。新任國務卿斯退丁紐斯認為，如果國民黨同共產黨成立聯合政府，就會“為更強有力、深得民心的共產黨人……鋪平道路”，使中共力量一天天壯大，甚至可能控制政府。＇〔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下冊，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745頁。＇

2月15日，就在周恩來發表離渝宣告的同一天，魏德邁在記者招待會上公佈了有他簽名的一份檔案：“我們美國軍事人員”“奉命支援（中國）中央政府”，“我們將不給中國戰場內任何個人、任何行動、任何組織以任何支援。”＇《美國外交檔案》，1944年，軍7卷，第233頁。＇

這無疑是美國抉蔣反共的一項政策宣告。

1945年3月4日，赫爾利和魏德邁從重慶回到美國，就美國對華政策向羅斯福總統彙報，進一步取得了羅斯福的支援。4月2日，赫爾利在華盛頓美國國號院記者招待會上，公開宣稱美國只同蔣介石合作，聲稱美國的政策是“承認中國的國民政府，而不是任何武裝的軍閥和政黨”，攻擊中國共產黨為封建軍閥，阻止中國統一，“只要（中國）武裝的政黨和軍閥還有足夠的力量敢於反抗國民政府，中國就不可能有政治聯合”，並無恥吹捧蔣介石說：“在中國長期的抗日戰爭中，蔣運用了他所有的權力；然而他不是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負是把他所有的權力交給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美國外交檔案》，1944年，第7卷，第317～320頁。＇

赫爾利的這番講話，是抗戰以來美國第一次帶有官方性質的反共宣告，它表明美國對華政策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