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執行任務中，要同駐重慶的高恩大使保持密切聯絡，並隨時把你的活動通知他。＇〔美〕約·斯·謝偉思：《美國對華政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頁。＇

但是，赫爾利對他的任務有自己的理解：使中國留在戰爭中；使中國保持在戰場上；將一切中國軍隊統一起來進行對日作戰；必須使蔣介石政權控制中國政府。＇〔美〕菲斯：《中國的糾葛》，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頁。＇

他把支援蔣介石當作了自己的主要使命，並將解決國共兩黨的矛盾寄希望於蘇聯。為此，在來華之前，他特意繞道蘇聯，試探蘇聯的態度，在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不支援中國共產黨的保證後，他輕易地相信，國共兩黨的政治解決不難實現。

自9月6日到達重慶後，他就把注意力集中於調解史蔣矛盾。但是，由於他是以支援蔣介石為自己的主要使命，當他得到了蔣介石承諾為了同共產黨達成一項政治辦法可以作某些讓步的時候，他就向羅斯福建議解除史迪威的職務。＇《美國外交檔案》1944年第6卷，第692—693頁。＇

10月10日赫爾利在給羅斯福的信中進一步肯定了蔣介石，稱：“除史迪威外，在你和蔣之間並不存在分歧……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這場爭議中支援吏迪威，你就會失去蔣介石，也就很可能會失掉中國。”＇《美國外交檔案》，1944年第6卷，第726頁。＇

赫爾利的活動產生了作用。

10月19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同意召回史迪威，並任命魏德邁接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和駐華美軍司令的職務。隨後，赫爾利又接替高思為美國駐華大使。史迪威於10月22日離華，途經緬甸、印度返美。史迪威事件，是美國對華政策轉變的標誌，從此美國對華政策轉向扶蔣反共。

二、赫爾利使華

1944年9月，赫爾利作為美國總統私人代表以調解史迪威同蔣介石的矛盾名義來華。在經多次與蔣協調之後，他建議羅斯福召回史迪威，從而把美國對華政策由太平洋戰爭初期的援蔣抗日變為扶蔣反共。

11月初，執行史迪威路線的美國駐華大使高思辭職，赫爾利被任命為駐華大使。美國政府給赫爾利的使命是：

一、防止國民政府的崩潰；

二、支侍蔣介石作為中華民國的主席與軍隊的委員長；

三、使蔣委員長與美國司令官間的關係和諧；

四、增進中國境內戰爭物資的生產並防止經濟崩潰；

五、為擊敗日本計，統一中國境內一切軍事力量。＇《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1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頁。＇

顯然，赫爾利使華的主要使命已完全不同於史迪威的使命，抗日已降為次要事項，幫助國民黨政府“統一軍事”，穩定其政治和經濟，成了主要任務。

為了實現其幫助蔣介百統一中國，壓制和消滅中國共產黨的使命，赫爾利在史迪威離職後，馬上介入國共關係的“調停”。11月7日，赫爾利攜一份經王世傑、張治中修改過的與中共談判的草案飛往延安，向毛澤東、周恩來表示願意調解國共關係。儘管中國共產黨對赫爾利的真意抱有懷疑，但由於中共此時對美政策仍是希望與美國建立反日的統一戰線、並將開展對美外交作為中共當前外交工作的重點，因此願意同美國進行軍事和政治的合作。

直到1944年12月，毛澤東在同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的談話中，還表示不管同國民黨人的政治決鬥結果如何，共產黨人和美國人也許仍舊能夠透過軍事合作來挽救雙方的關係，共產黨人願意在聯合軍事行動中進行合作，而且願意與美軍並肩戰鬥。＇〔美〕包瑞德：《美軍觀察組在延安》，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91～98頁。＇

基於上述原因，赫爾利的延安之行，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熱情歡迎。經過兩天兩夜，正如他向羅斯福總統報告的：“我們以最緊張熱烈、最友好的方式，爭辯，一致，不一致，否定，承認，對我的五點方案來回討論，直到最後加以修正……。”＇〔美〕菲斯：《中國的糾葛》，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頁。＇

這樣，由於中國共產黨的誠意，經過四次協商，雙方於11月10日在延安王家坪達成了關於建立民主聯合政府、聯合軍事統帥部和承認中共之合法地位的五項協議：

“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定：

一、中國政府，中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