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危機加劇的另一突出反映，是日本人民普遍存在的反戰厭戰情緒，明確表示相信戰爭已失敗，希望早日結束戰爭，國內出現了廣泛地“對現存制度的不滿”。據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委員會統計，1944年6月，日本國內對戰爭抱絕望情緒的人比1943年12月增加了一倍。對戰爭勝利抱懷疑情緒的人在全國人口中所佔比例，1944年6月～12月從17％增至為32％，1945年6月則達55％，即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此時，日本廣大人民群眾反戰厭戰情緒已經發展到“詛咒和怨恨天皇”的地步。據1945年8月日本內務省警保局保安科的一份報告書承認：“最近發生的對天皇失敬、反戰反軍及其他不軌言論，匿名投書和張貼匿名傳單等情況，概括起來是這樣：自1942年4月到1943年3月，總計308起，每月平均近25起。而1944年4月至1945年3月，則總計607起，平均每月51起，一直在急劇地增加。”＇〔日〕藤原彰：《太平洋戰爭》，載《日本歷史·現代史》第185頁，東京巖波書店，1963年7月版。＇

如此普遍的反戰厭戰情緒，無疑是日本法西斯統治土崩瓦解的先兆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政策徹底破產的突出反映。

日本政治危機的加劇，還表現在統治集團內部之政府、軍部、重臣之間矛盾的日益尖銳，難以調和。從1937年7月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政府的六屆內閣如走馬燈似的先後垮臺，其中平沼、米內、第三次近衛等四屆內閣，都成為任期三至八個月的短命內閣，可見其內部矛盾之嚴重。1941年10月18日，日本天皇敕令組閣的東條內閣，由東條英機兼集政府各要職於一身，實行法西斯獨攬一切的軍事專政，全力推行侵略戰爭政策，並多次改組，但也未能避免垮臺的命運，於1944年7月18日垮臺、小磯內閣在1944年7月22日上臺後，又因內部矛盾激化無法解決當前危機而於1945年4月5日辭職。

日本統治集團在內外交困，特別在戰爭全域性越來越不利的形勢下，於1945年4月7日推出前侍從長鈴木貫太郎組織所謂“和平內閣”，逐漸轉入公開尋求結束戰爭的出路，因此，又把議和問題提上了日程。

早在1944年9月，日本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制定議和條件，希望爭取國民政府停止抗戰，藉以從中國擺脫困境，全力進行對英美的戰爭。日本急欲與中國國民政府直接會談，為此竟要南京汪偽政府去為它創造這種直接會談的機會，由此可見日本統治集團處境之窘迫。11月10日，汪精衛病死日本後，陳公博繼承“汪位”，偽政權內部矛盾重重，自顧不暇，益加不可能為日本開解與重慶媾和的渠道。此時，南京偽立法院副院長繆斌詭稱，可充當中日議和之說客，“受重慶政府的委託，願為日華和平談判而盡力”。＇《今井武夫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頁。＇

日本小磯國昭求和心切，竟於1945年3月邀他前往東京商討中日和平問題。此舉遭到日本朝野許多人的指責，而繆斌的活動實際上表演了一場政治行騙的醜劇，結果日本的求和又一次落空。小磯國昭被迫於4月5日辭職。

4月7日，鈴木貫太郎內閣成立，東鄉茂德出任外相。此時，日本政府則企圖利用蘇聯與英美的矛盾，把求和的希望寄託於蘇聯的斡旋。東鄉起用前首相廣田弘毅與蘇聯駐日大使馬立克舉行會談，在6月間會談了4次。因蘇聯政府早在2月間美英蘇三國首腦雅爾塔會議上已承諾對德戰爭結束後二或三個月內參加對日作戰，於4月5日宣佈廢除蘇日中立條約，所以對日本的謀和反應甚為冷淡。5月11、12和14日，日本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決定，要努力防止蘇聯參加對日戰爭、並請蘇聯從中斡旋，同英美進行和談。6月22日，美軍全部攻佔沖繩島，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天皇親自召集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成員，提出迅速謀求結束戰爭的途徑，確定透過蘇聯駐日大使和日本駐蘇大使向蘇方交涉，希望蘇聯以“中立國”的身分在日本和西方盟國之間進行調停，溝通談判渠道。接著，天皇下令，派遣近衛文麿為特使，攜帶天皇的親筆信，赴莫斯科請蘇聯出面斡旋和平。

另一方面，日本透過各種途徑挑撥英美與蘇聯的關係，致使美國代理國務卿格魯於1946年7月10日發表正式宣告，否定所謂美日接觸之傳聞，保證：“美國政府的政策將一如既往，立足於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從而戳穿了日本的陰謀行徑。7月12日，東鄉電告日本駐蘇大使佐藤尚武，要求蘇聯接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