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戰局的發展，對民眾生活更加緊了壓迫，逐漸出現了各種困難問題。”儘管如此，日軍仍透過《剿共指標》等各種檔案，強調“取得對華所需物資”，要求事項有：

“一、為完成大東亞戰爭，要求中國提供大量的各種物資，將對民生髮生重大影響。因此，必須考慮努力貫徹中國參戰的意義，並根據對華處理根本方針的精神，由中國方面負責設法保證供應所需的物資。

二、要求中國提供的物資，區分為：在中國取得的陸軍軍需；由陸軍運回日本的物資（陸軍供給日本的軍需物資）；在中國取得的國家短缺物資（供日本的一般物資，以及在中國取得供當地軍用的陸軍軍需物資）。

三、日本要求提供的主要物資為：煤、礬土、螢石等地下資源及普通生鐵、氧化鋁、鹽等工業品以及棉花、麻、油料資源等土產物資，要依靠各種機構進行開發和收購。

四、要求中國供應的物資，為了完成大東亞戰爭，必須絕對予以確保，而且應看到，隨著戰局的激化，所需數量必將逐漸增大。

五、糧食、棉花是華北土產物資中最重要的物資，其收購的成敗，直接對完成戰爭及重要產業的生產具有極大的影響。因此，軍隊對此等物資的收購政策，必須經常給以強有力的妥善的支援。……。”而對於蒙疆地區，則要求“最大限度地對日本提供重要國防資源”。＇〔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華北治安戰》（2），朝雲新聞社，1971年版，第380、382頁。＇

在江南地區，由汪精衛政權配合，日本規定了物價管理政策，設定了全國商業統制會、物資統制審議會和物資調查委員會等組織，在商業統治會下面分設棉統會、糧統會等重要物資統制會。日軍試圖透過這些組織，嚴格實施商品登記，控制其流動。日本所謂的收購是強制性收購，價格大大低於市價。如糧統會1943年江南各地以“分擔制”和“收買制”等辦法，以低於市價50％的價格強制收購，據統計“收買數量共計63萬噸”。＇《電報年鑑》1944年度，第630頁。＇

日軍還在各地以金融、貨幣手段，或偽造中方通貨，或在其佔領區濫發偽幣，以聚斂財富、破壞中國金融。1941年1月6日汪政權建立中央儲備銀行，發行中央儲備券，與國民政府的法幣等價使用，翌年2月18日開始限制兌換，3月停止等價交換，5月禁止法幣流通，並限期兌換舊幣。強制以汪幣統一法幣，同時濫發偽幣搜刮財富。

在日軍不能控制的地區，尤其對於華北抗日根據地，主要手段是“採取經濟謀略與武力並舉，或實行奪取物資的作戰，從敵區獲取物資，並破壞敵方的主融活動。”經常針對抗戰力量的倉庫、生產裝置等進行襲擊，或在收穫季節發動進攻，搶掠糧棉；或以作戰破壞根據地的生產與收割。而經濟謀賂手段有：

1、採取沒收等方法取得對方貨幣進行採購。

2、運出不需要的物資作為交換品，從對方吸收必需品或抗戰必需物資。

3、利用對方商人，或設定由特務機關監督的物資收購機關（日華商店、商人、合作社等收購機關），或利用武裝團體靈活運用交易制度進行買賣等，主要透過準治安地區進行謀略性採購。日軍還得出結論：“武力戰就是經濟戰”。＇〔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華北治安戰》（2）朝雲新聞社，1971年版，第269頁。＇將經濟掠奪與武力作戰緊密聯絡在一起。

總之，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後，施展更多的經濟謀略，強化對華經濟掠奪，以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但整個戰局對日本來說是千瘡百孔，雖採取了許多措施，都未能收效。

（三）設定大東亞省與召開大東亞會議

日本為加強對龐大佔領地區的殖民統治，在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旗幟之下，對佔領區在政治與行政方面加強了全面的控制。1942年2月，日本陸海軍、興亞院和企畫院聯合研究“關於規劃和實施對大東亞各國及各地區的各項政策的綜合責任官廳”；經過約半年多的準備，9月1日內閣會議透過《大東亞省設定案》，其宗旨規定為“集中發揮大東亞全區的總體力量以增強戰鬥力”。11月1日，正式透過《大東亞省宮制》，設定大東亞大臣、由文官擔任，其第一條規定職權範圍：“大東亞大臣負責買施有關大東亞地區（日本本土、朝鮮臺灣及樺太除外）之諸般政務（純外交除外），保護帝國在該地區內對各國的商事，並管理有關在該地區各外國僑民與帝國臣民有關事務，以及關係到該地區的移民、海外拓殖事業和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