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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汪合演所謂歸還租界、放棄駐兵權、廢除冶外法權的鬧劇後，還大肆展開欺騙宣傳活動。日本大力宣傳解決了日中間多年來的懸案。汪政權也吹噓“交還租界”和“撤廢治外法權”是“中日親善史上最光榮的一頁。＇”＇褚民誼講話，見1941年3月5日上海《中華日報》。＇

汪精衛發表宣告，聲稱已經取得了巨大外交勝利，對日本恩典由衷感謝。

“新政策”所說提高汪政權政治地位，實質上是無法兌現的。汪政權雖名義上是關內日佔區最高政權，由於日本推行分治合作原則，管轄範圍僅及南京附近“點線”，汪政權企圖透過參戰而增強力量，對各地分治政權實施統一，但蒙疆、華北等各系統偽政權都是日軍用刺刀扶植起來的，絕不會聽命於汪政權。另外，自1942年大批國民黨軍隊降歸於汪政權，汪偽軍事力量雖表面膨脹，實質上降軍割據一方，同汪只有名義上的歸屬關係，都受日軍調遣。所以汪政權的統一之夢是無法實現的。

（二）加強對華經濟掠奪

日本的資源與市場嚴重依賴海外，發動戰爭的經濟目的十分明確。

1940年7月27日大本營透過《時局處理綱要》，強調“應從對英美的經濟依賴態勢中擺脫出來，以日滿華為骨幹，大致以印度以東、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北的南洋地區為組成部分，確立經濟自給體系。”＇〔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華北治安戰》（2），朝雲新聞社，1968年版，第57頁。＇

日軍按既定方案發動太平洋戰爭，對廣大地區實施軍管，在“大東亞共榮圈”的名義下實施經濟掠奪。

1942年1月21日，東條在第79次議會上發表演說：“指導帝國目前正在進行的大東亞戰爭的關鍵，一方面在於確保大東亞的戰略據點，一方面在於把重要資源地區歸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90頁。＇

2月6日，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討論日本對外經濟問題，28日，聯席會議透過《應如何使用帝國資源》的計劃決議。將中國、朝鮮和西南太平洋地區劃入日本的“資源圈”，印度和澳洲為“補給圈”，強調：“本資源圈應以大東亞新秩序建設為骨幹，期望帝國戰爭力量劃時期的充實和擴大。”＇〔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3），第487頁。＇

由於日本對東北侵佔和統治時間較長，部分完成了在該地區的經濟計劃，支援了日益擴大的侵華戰爭，“在亞洲大陸地面部隊作戰的裝備物資補給，大部依賴滿洲的工業”。而華北等地除武裝劫掠之外，由於抗日遊擊戰爭的深入，殖民生產發展十分有限，統冶形勢日益惡化。為支撐越來越大的戰爭消耗。日軍不得不大量動用儲備物資，使戰略物資儲備已大部消耗殆盡。

因此，日軍不但企圖在南方各地強化經濟涼奪，還制定詳盡的計劃以便更殘酷地實施對華經濟掠奪。

1942年12月21日，御前會議制定《為完成大東亞之處理對華問題根本方針》，規定：

“1、當前時華經濟施策，以增加獲取為完或戰爭所必需的物資為宗旨，重點開發獲取佔領地區內的重要物資，並積極地獲取敵方物資；

2、經濟政策之實行，在力戒日本方面的壟斷之同時，發揮中國方面官、民之責任與刨造精神，由其積極的對日合作取得成果。”＇《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下冊，第580頁。＇

翌年締結同汪精衛政權的《日華同盟條約》強調，“有關戰爭朝間重要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要使其充分滿足帝國的要求。”日本大東亞省大臣青木一男說：“就處理敵產來看，當地都是‘抄來主義’，即租界雖然交還，但倉庫、房屋等凡是比較值錢的東西都一律抄來的思想。這樣租界裡就將一無所存，這種交還方法，民心也就不能不叛離”。為改變這種露骨的“抄來上義”，日本又採取了變相劫掠的“購買”等辦法。

日本的對華經濟掠奪實際上已達到瘋狂的程度，在對華北的原材料掠奪方面，如果以1939年輸出數字為100，到1942年則增加為：煤169，鐵礦石900，鹽265，棉花289，其中僅1940年，日本從華北運走煤450萬噸、鐵礦石約30萬噸、棉花42。8萬擔。日軍戰史也記載：“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