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

8月下旬，毛澤東在洛川會議的軍事報告中提出，紅軍的基本戰略任務是：創造敵後抗日根據地；鉗制與消耗日軍；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隊任務）；儲存與擴大自己。

紅軍當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包括在新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著重於山地。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是紅軍勝利完成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等戰略任務，必須遵循的唯一正確方針。因為它從根本上解決了建立根據地、發動群眾與集中打仗的關係，集中兵力大兵團作戰與分散兵力進行遊擊戰的關係，儲存和發展自己與消滅敵人的關係。毛澤東指出：“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5頁。＇

山地是紅軍開展游擊戰得心應手的用武之地，也是日軍坦克等重灌備難以充分發揮作用的場合。進行山地游擊戰，是在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條件下，以我之長，擊敵之短，儲存和發展自己，擊敗和消滅敵人的最好戰略。

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也是紅軍貫徹執行全面全民族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的唯一正確方針。只有獨立自主地進行分散的游擊戰爭，才有利於發動、組織群眾，造成宏大的人民游擊戰爭，開闢廣闊的敵後戰場，進行全民族的抗戰，置日本侵略軍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只有透過動員、武裝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才能迅速發展人民武裝力量。擴大我佔區，縮小敵佔區，不斷消耗敵人，實現戰略的持久，轉變敵我力量對比，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根據紅軍擔負的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等戰略任務，以及紅軍必須執行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洛川會議明確紅軍必須實行軍事戰略轉變，即由國內革命戰爭的正規戰，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游擊戰轉變。紅軍實行軍事戰略轉變，是客觀形勢的需要。紅軍必須把國內革命戰爭集中使用的正規軍，轉變為抗日戰爭分散使用的遊擊軍；把國內革命戰爭的運動戰，轉變為抗日戰爭的游擊戰。這樣才能同敵情、友情、我情以及任務相符合。

這一轉變在現象上雖然表現為一個倒退的轉變，但是，在本質上卻是洞察中日戰爭全域性而作出的英明戰略決策。這一軍事戰略轉變不僅關係著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前途，而且極大地關係著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關係著中國民族解放的命運。

三、毛澤東論持久戰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全國抗戰開始以前，國內的親日妥協派即宣揚“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全國抗戰開始以後，他們又散佈“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再戰必亡”的論調，當南京失陷後，亡國論更是鼓譟一時。

與此相反，抗戰初期國內許多人有一種毫無根據的樂觀傾向，他們低估日本的力量，甚至以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訟滬抗戰時，有些人認為只要打3個月，形勢一定發生變化，國際干預，蘇聯出兵，戰爭就可解決。臺兒莊戰役勝利後，一些人被衝昏了頭腦，認為徐州會戰是“準決戰”，“這一戰，就是敵人的最後掙扎”。＇《大公報》評論，1938年4月25、26日。＇這些速勝論者不贊成實行動員人民力量的持久戰的方針。

另外，不少的人輕視抗日戰爭中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只把勝利希望寄託於正規戰，甚至反對八路軍“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正確戰略方針。

中國全民族幾萬萬人，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全面進攻的這場亞洲的大戰，它的勝敗和結局，不僅關係著中國的存亡，而且極大地關係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程序。世界各國無論就其本國利益或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影響，都在密切注視著中國抗戰的發展，擔心著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全國抗戰爆發前後，美國記者斯諾、英國記者貝待蘭，曾向毛澤東提出：“在什麼條件下，中國能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這個戰爭的前途會要如何發展？”＇《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43頁。＇“如何克服投降主義？”＇《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82頁。＇這些問題的本身，就反映了一些國家對中國抗戰存在的疑慮。

為了闡明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