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的專家學者，超然於一般政團政黨之外的公會組織，享有八名參議員的名額，立意至善，然未成為事實，就胎死腹中了。見錢端升著「民國政制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八節。

按法定名額，則參議員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國製度，六年一任，兩年一選，以保持其新陳代謝。

至於全國眾議員的名額，則依各地區人口多寡定之。每人口八十萬選眾議員一人，然每省至少有眾議員十人，但人口不足八百萬之小省份亦照選。唯蒙古、西藏、青海則參眾議員人數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隸（今河北）人口最多，有眾議員四十六人；人口最少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龍江，各選眾議員十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各一屆，三年一選，選舉法分初選和複選，條例滋多，不俱載。按法家名額全國共有眾議員五百九十六人，參眾兩院合計，共有議員八百四十一人；當時媒體戲稱之‘八百羅漢’【見上引錢書。原檔載民元發行之‘政府公報’六月份以後各期；最近影印彙編，見章伯鋒、李宗一主編之‘北洋軍閥’（1921…1928），武漢出版社，一九八○年初版，頁六八○─七四七】。

這國會中只有羅漢而無觀音，當時曾有少數女權主義者來鬧場，爭取男女平權。不幸那時去古未遠，男好之間尚有其授受不親之大防，女權轉型尚在爭取小腳放大時代。女強人中不但出不了呂秀蓮、陳文茜，連男議員們所共同欣賞的甚麼‘國大之花’之出現，這時都還為時尚早呢。他們鬧了一陣，未鬧出結果來，也就算了。

議員並無選民；政黨隨意整合

這‘八百羅漢’（且看他們在菩薩里那副尊容就知道）在民國初年的中國，大鬧天宮。真是天翻地覆。近年臺灣立法院裡諸後輩，所表演的肢體抗爭，和當年八百羅漢的功夫表演，不逮遠矣。閒話不應多說，就此刪去。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八百羅漢在民國初年是沒有選民（constituesnts）的。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這時雖有人口四萬萬，但百分之八十是不識字的文盲，另外百分之二十雖認得或多或少的字，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選舉？這玩藝兒，五千年的列祖列宗都不知道，他們何能頓悟起來呢？他們之中也確有略通民主選舉之皮毛的，但這種人就是孫中山先生所的‘先知先覺’了。一個文盲遍地的社會能產生幾個先知先覺呢？因此這些羅漢們就只是一批徘徊於轉型中期，從前朝（帝制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轉到後朝（共和的民國），仍背著「入朝做官’底老包袱不放的，半舊的政客；但是這些半新半舊底轉型政客（politicians　under　transformation），原是舊中國裡職業客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的候補人（office　seekers），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為官。他們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前途’，並不代表什麼鳥階級。以前入朝為官的捷徑是參加科舉，現在科舉沒有了，‘黨’就變成科舉的代替品了。入黨做官，或組黨做官，就是有志青年的‘正途’了。這是我們政治社會大轉型，還未轉完的一條大尾巴。孫中山先生勸告當時的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是針砭時弊，但是他老人家還是在這‘大尾巴’上做文章。試問青年人個個都要立志做大事，那麼小事誰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個銅元的兩面。國父大人也是我們五千年中華大醬缸裡出來的嘛，未能免俗也。所以‘入朝為官’和‘入黨做官’（後者是劉少奇的話）這條大尾巴，一直綢著國共兩黨治下的有志青年，直至八九十年代，始被‘下海經商’所替代。嗚呼，社會文化轉型之難，有如此者。世紀末尚且如此，況且紀之初乎？所以在孫中山和袁世凱那個世代，入朝為官，是當時大小政治人物，排山倒海的主導思想。

總之，要搞政治，你就得組黨，入黨，毀黨，造黨，分黨，合黨。一言以蔽之，萬變不離其黨，才是入朝為官的不二法門。據說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在臺灣‘開放黨禁’後，不期年，寶島便出現小黨一百餘個之多。民初國會選舉時，據吾友張玉法院士的考據，大陸上竟有大小政團六百家【見張著「民國初年的政黨’，臺北市，一九八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頁二三】。何以如此之多呢？作者再引當時政論家黃遠庸之言曰：

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為黨，遂即鑄成千奇百怪之黨，蔓延於國中；乃復演為千奇百怪之拜政黨論，或毀謗政黨論，以相攻於一隅。於是乃有黨與黨之爭，有黨與非黨之爭，更有一黨之中一部分與一部分之爭。【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