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不怕了，事實也未必。據說唐山大地震時，重病中的毛主席也驚恐不已。他老人家倒不是怕菊香書屋被震塌了，會壓死人；他怕的是‘天意示警’，皇帝要‘崩’了。這也是個轉型的問題。毛公既然從皇帝轉主席，未轉得幹津。因此古帝王所懼者，今主席亦懼之，如此而已，沒啥深文大意也。這還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事。民國初年古人的心理如何，就無待多言了。

總之，袁世凱當年是絕不可能做虛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讓他做，當時盡人皆知的故事就說，每次唐總理晉謁總統時，袁之左右就說：‘唐總理又來欺侮我們總統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說：‘少川，我老了，以後還是你來做總統吧。’老友少川聞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內閣之中的國務員，像財政總長熊希齡進士，也不可能只聽總理的話，而不聽總統的話。因此，在熊氏與六國銀行團交涉外債時，他幾乎事事請示總統，而目無總理了。錢借到了，指派用場，總統也就顧不得總理了。還有啥責任內閣呢！客觀的形勢已教老唐無法再幹下去，再來個王芝祥案作導火線，總理面子掃盡，老唐就‘失蹤’了。王芝祥，直隸人，原是清末廣西巡撫，附義革命，與同盟會比較接近。此時直隸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為直隸參議會一致推薦，唐總理乃籤請袁總統加委。袁已同意，後來忽然改變主意，未經國務總理依法‘副署’，便逕派王為宣慰使，回南京練邱，直隸都督由總統另行委派。這一來，民國政府就法制蕩然了。袁總統既然‘和尚打傘’，唐紹儀不願做周恩來，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蹤，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關於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歷史家，和不偏不倚的讀史者，都很難下絕對性的定論。‘虛君’這個制度，原是以同盟會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設計的一套紙製枷鎖，來鎖住袁世凱這個實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勁，把這些紙枷紙鎖，撕得粉碎，你說孫悟空‘違法’，豈非不切實際的書呆子之見哉？如今八十六年過去了。我們回頭看看八十六年的史例，軍閥們甭談了，就談孫中山、中正、毛澤東和鄧小平，他們那一位不是猴王？不搞‘和尚打傘’？他們撕掉的紙枷紙鎖有多少套，還能數得清嗎？如果孫蔣毛鄧這四人幫，也都是一字號的大猴王，我們怎能獨怪老猿呢？

話說回頭，朋友，法治要有深厚的基礎，法律才會有效。在一個法治毫無基礎的社會里，獨裁者必然會無法無天。西諺‘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此之謂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說民主法治，因為法治在先，民主在後也），筆者認為在近代中國，至少需時兩百年。最早也要在下一世紀中葉以後；在我們社會文化第二次大轉型的最後階段，才能實現，這還是筆者最樂觀的估計呢。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凱時代，那會有影子呢？我們怎能厚責於袁老四呢？

大略言之，袁和孫的不同之點是，孫專好搞理想；袁則專要抓實權。袁的錯是他貪得無厭，做了終身總統，還要做皇帝，這就不是個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眥必報，絕不中途罷手，與人為善，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孫、黃的革命派鬥爭時，在黃留守，唐內閣雙垮臺之後，同盟會在中央之內，可說是掃地出門。袁對他們是連個冷衙門，也不留一個。地方二十二行省之中，同盟會員，只分到粵、皖、贛三省，實力微乎其微也。袁總統和當今的李總統一樣，不把老K全部搞垮，誓不甘休也。同盟會在一敗塗地之後，他們想卷士重來，就只有寄於唯一出路的國會了。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國會：

美國模式的中國國會

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五十三條，‘在本約法施行後，限十個月之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袁臨時大總統在就職之後，也急於要做正式大總統；那時中央與各省的大小政客和黨人，也看好將來的國會，認為是英雄用武之地，也急於要參加這項近在目前的國會大選。因此當中山還在作其講演旅行之時，中央與各省為著籌備這第一次國會大選，都已在緊張的進行之中。

按參議院制定，由袁大總統於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所公佈的‘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國會分上下兩院參議院和眾議院。參議員，二十二行省，每省十名。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設選舉會，分別選出二十七名、十名和三名不等。另由‘中央學會’選出八名；各地華僑選出六名。各省參議員由各該省的省參議員，依法作選舉人，其他也各有專法規定選舉方式。

【筆者符注】：中央學會依法是一種由教育總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