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陳公博等人潛居日本的訊息洩露，中國政府向日本提出將陳公博等人引渡回國的要求，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只得無條件答應中國的要求。日本前首相近衛文呂得知陳公博要被引渡回國，匆匆趕到金閣寺和陳公博道別，近衛說：“實在對不起。。。“，陳公博倒爽快地回答說：“大家都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說不上誰對不起誰。”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３日，陳公博一行７人被引渡回中國受審。１９４６年４月４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審訊陳公博。陳公博對指控他的漢奸罪表示不服，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說：“我認為抗戰應該，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靜氣去想想，當日汪先生來京之時，淪陷地方至十數省，對於人民只有搶救，實無國可賣。在南京數年為儲存國家人民的元氣，無日不焦頭爛額，忍辱捱罵，對於個人只有熬苦，更無榮可求。到了今日，我們應該念念汪先生創立民國的功勳，念念他的歷史和人格”。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２日，法庭判決陳公博死刑，於１９４６年６月３日執行。臨行前，陳公博要求向陳璧君告別。在陳璧君的囚室外，陳公博向陳璧君深深鞠了一大躬，雙手捧上自己用過的一把茶壺，說：“夫人，我先隨汪先生去了。牢中別無長物，一把茶壺，權做留個紀念吧！”

陳璧君被捕後，更是表示堅決不服罪。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６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審訊陳璧君，陳璧君在法庭上說：“日寇侵略，國土淪喪，人民遭殃，這是蔣介石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的地區，由不得汪先生去賣。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佔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只有從敵人手中奪回權利，還有什麼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收回淪陷區，如今完壁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後判處陳璧君無期徒刑，陳璧君接到判決書時卻說：“本人有受死的勇氣，而無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陳璧君個性十分剛烈，汪精衛在日本治病時，陳璧君一直伴隨汪身旁，但從來沒有對日本人說過一句感謝的話，日本人對她也很發怵。１９４９年共產黨奪取大陸後，蔣介石並沒有把陳璧君移往臺灣，而是把陳留給共產黨。１９５２年，和陳璧君私交很深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和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去監獄探望陳璧君。１９１２年汪精衛和陳璧君結婚時，何香凝還曾作過陳璧君的伴娘。宋慶齡和何香凝告訴陳璧君，中央已經決定，只要陳璧君承認汪精衛有罪，寫一篇悔過書就可以釋放出獄。陳璧君卻立即拒絕：汪精衛無罪。她寧可坐牢，也不承認汪精衛有罪。１９５９年６月１７日，６８歲的陳璧君死於監獄中。

與陳公博相比，周佛海要隨機應變得多。早在日本呈現敗跡時，周佛海就暗自與重慶聯絡，為自己留好了退路。當年汪精衛與日本密談基本上是周佛海一手包辦，陳公博不僅沒有參與，而且還表示反對。最後汪精衛組建政府時，陳公博感到汪精衛正值用人之際，出於與汪精衛的私人情誼才接受了汪精衛的邀請，到南京政府任職。如果論“賣國罪”的話，與日本簽定密約的周佛海，顯然要大於沒有參與密約的陳公博。但最後周佛海卻比陳公博罪輕一等，只判了一個無期監禁，而官職比周佛海小得多的林柏生、梅思平等人都判了死刑，可見當時的漢奸審判亦不公正。

儘管蔣介石抗戰後成為中國的民族英雄，但蔣介石在抗戰時期也多次和日本進行過秘密和談。除了抗戰初期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外，１９３９年１２月蔣介石密令戴笠手下的軍統特務曾廣冒充財政部長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在香港與日方舉行秘密談判。日方對此會談十分重視，要求繼續舉行高階別的談判。１９４０年３月７日至１０日，雙方在香港舉行了高階別的秘密會談，中方代表除了假“宋子良”外，還有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陸軍中將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副侍從長陸軍少將張漢年。

會議開始時，日方出示了陸軍大臣的證明書，而中方陳超霖、章友三兩人只出示了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的證明書，卻沒有蔣介石的證明書，說明蔣介石不願直接承擔和談的責任。但陳超霖說蔣介石親自過問此事，並在他離開重慶前，特別囑咐他三件事：（一）必須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證；（二）明確日本的條件；（三）會談在秘密中進行。日方答應考慮蔣介石的撤軍要求，但提出了幾項撤軍條件：（一）原則上承認偽滿洲國；（二）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三）以密約規定日軍在內蒙及華北若干地區駐軍防共；（四）停戰後與汪精衛一派合作。

據參加會談的日方代表今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