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要在日佔區建立一個傀儡政府，最重要的考慮之一就是傀儡政府對日本的忠誠可靠程度。從這方面來講，王克敏、梁鴻志等人顯然比汪精衛更加可靠。日本從剛開始就沒有考慮過讓汪精衛在日佔區成立政府，只是希望汪精衛在日軍未佔領區成立政府。多虧影佐偵昭等和平運動發起人盡力奔走，向日本領導層說明汪精衛的誠意，最後日方才同意汪精衛成立政府的要求。

汪精衛本來性格清高，對金錢權力看得並不是很重，自動放棄了多次爭奪權力的機會。但這次汪精衛卻一反常態，竟然“別人不請我自來”，爭著在日本人手下作一個傀儡政府的領導人，讓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議。難道汪精衛真是出於一種責任感，怕別人“賣國”把國家賣完，自己親自來搞有限度的賣國？汪精衛的確說過：“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

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汪精衛也許因為被人們所誤解而難過。蔣介石不採納他的和談建議，他不得不出走重慶，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新政府，和日本達成和平撤軍的協議，救百姓於戰火之中。這本來是一個可行的計劃，他本人也不會因此被人們恥為賣國求榮的漢奸。可是沒想到日本人臨時變卦，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把汪精衛推進了漢奸的行列。

對此汪精衛是有苦難言，在當時他無法向別人解釋清楚他離開中國是被日本人欺騙了。如果汪精衛隱遁歐洲，等於預設他幹了賣國之事而出逃歐洲。汪精衛想幹點什麼事來進行挽回，因此汪精衛才迫不及待地要建立一個政府，想作一些對中國有益的事來改變人們對他的看法，澄清人們對他的誤解。可是汪精衛的努力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越陷越深，越洗越黑。政治仕海險處叢生，一步走錯，當年最讓人尊敬的革命老英雄就變成最大級的賣國賊。

不過從客觀來看，在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時，德意日的勢力正如日中天，很多人都認為德意日要奪取世界領導權，至少要平分世界。假如當時日本和德國聯手首先打敗蘇聯，逼和英美，中國的命運就很悲慘了。如果歷史真的走到這條路上，沒有汪精衛在敵佔區成立的統一中央政府，中國就要被分裂成幾個國家了。

第三部分之六：短命的南京政府

１９３９年８月，日本平沼內閣倒臺，８月３１日阿部信行陸軍大將的新內閣成立。阿部首相在上臺後的第二天發表宣告，聲稱處理中國事變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轉變了以往對中國“分而治之”的方針，表示支援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迅速處理中國事變。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５日，日本參謀本部起草了《以建立中央政府為中心處理事變的最高方針》，聲稱：“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實質包括促成重慶實現停戰，以及吸收重慶的軍力和財力”。

阿部首相的新方針使汪精衛在日佔區建立中央政府的計劃成為可能。汪精衛在策劃新政府的同時，也展開了各種宣傳活動。汪精衛在“我對中日關係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標”的廣播講話中，提出了中日間“結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衛說：“現在中國面臨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把蔣介石先生等人誇口的抗日戰爭繼續下去，但我實在看不出重慶有取得抗戰勝利的軍事力量，抗戰的結果只能使共產黨受益；另一條道路是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朝化敵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國走向亡國之路，後者是中國走向復興之路，也是亞洲走向復興的道路。我決心選擇後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們的行列。”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日，汪精衛在日本的《中央公論》上發表一篇《寄語日本》的文章，試圖警告那些熱衷於侵略中國的軍國主義分子。汪精衛在文章中說：“侵略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我們可怕的敵人。中國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產主義，卻不知道日本排擊侵略主義。在中國人看來，日本也是一個侵略主義者，而且對中國的侵略最甚，中國人把“東亞共同體”、“東亞新秩序”看成是滅亡中國的代名詞。如果日本有滅亡中國的企圖的話，中國就不得不和共產主義勢力聯合起來反抗日本。這雖然無異於飲鳩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無可奈何。”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日本興亞院起草了一個《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以此作為與汪精衛談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條件。所謂“興亞院”，是日本政府於１９３８年７月成立的一個專門處理中國問題的部門。興亞院提出的《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包括《調整原則》、《調整要項》、《調整要綱附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