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只是受命專來幫助先生轉移到安全的地點而已。關於現在您所說的話，在公務上我沒有答覆您的資格。不過作為和平運動的同志，我還是發表我的意見。我認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徹底實行近衛宣告，這是前提條件。假如日本政府在這個態度上有所改變的話，那麼先生的這個新建議將會完全失敗的。我作為一個日本人說這樣的話，不免有些奇怪，但這的確是一個需要慎重行事的事。”

汪精衛說：“我也有同感。比如說，重慶政府還不信任貴國，他們認為日本嘴上說得好聽，實際上心中所想的卻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志如今躊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近衛宣告是否實行，這是我們和平運動的分歧點。”

犬養健問：“不知汪先生在組織新政府時要向帝國政府提出什麼要求？”

汪精衛說：“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堅持實行近衛首相的宣告，如果不能踐行宣告，我必將遭到國人的譏笑，認為我是受日本的欺騙而離開重慶的。重慶方面也更不會相信日本政府，認為貴國口是心非，不守諾言。”汪精衛還說：“倘若將來貴國政府要利用我們新政府的兵力，把我們看作日軍的一翼，讓我們與重慶軍隊作戰的話，勢必會引起內戰，造成同民族間的流血犧牲，這是絕對要避免的。我們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要打倒重慶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況下與之合作。這一點與所謂的反蔣運動有本質的區別。”

汪精衛又說：“對於中國人來說，抗日論也好，和平論也好，都是愛國心的表現，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熱愛國家。從另一方面來說，抗戰論總容易讓一般的中國人接受。與之相比，和平論幾乎就等於賣國論，是很難讓人接受的。從現在中國國民的心情來講，哪怕是內地的一、兩個省份因抗戰而生存下來，人們也會確信，它將來必定成為國家振興的根據地。這種主張最容易使血氣方剛的中國青年熱血沸騰。但是倘若青年們沒有這樣旺盛的精神，中國的將來和亞洲的將來也就令人擔心了。由於這些緣故，在我們和平運動的征途上會遭受到相當的責難，要經常不斷地被罵為賣國賊、漢奸，但我已做好捱罵的思想準備。我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與我們約定的那樣在中國廣泛宣傳，到那時我們所經歷的苦難，才會放射出異彩。我們在那個時候才能與抗日的青年們見面，互相笑著說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影佐禎昭被汪精衛的話深為感動，在他的回憶錄《曾走路我記》中，給予了汪精衛最高階的讚詞：“汪氏的行動表現出他對支那、對東亞的熱愛和赤誠，其崇高的精神、高潔的人格連鬼神都會為之感動。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還能有什麼呢？”

不管怎樣，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動出擊”，使日本政府一時感到為難。日本對中國的方針原來是分而治之，因為一個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日本於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長江下游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志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日本並不打算在日佔區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對汪精衛提出在日軍佔領區建立政府的計劃並不感興趣。但汪精衛畢竟是中國政壇上的超重量級人物，日方還是認真考慮了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設想。

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６日，汪精衛在上海召集高階幹部會議，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動提出“建立政府”的計劃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梅思平等人。會議經過三天的討論，擬訂出了《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準備以書面形式提交日方，汪精衛親赴日本和日方談判。《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提出：先召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修改黨章，重新制定政綱及政策，授權汪精衛組織中央政治會議，負責改組國民政府以及“還都南京”。該檔案還規定：在“國府還都”南京的同時，王克敏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梁鴻志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自動取消，並宣佈重慶國民政府為非法政府，其對國內釋出的法令、對外締結的條約協定一律無效。

１９３９年５月３１日，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偵昭和犬養健陪同下秘密飛往東京。日方儘管對汪精衛的來訪並沒有多大熱情，但還是給予汪精衛很高的禮遇，前首相近衛文呂和外相有田八郎親往機場迎接。為了對外保持秘密，汪精衛被安排住在東京郊外的一所高階私人別墅。對汪精衛的來訪，新任首相平沼騏一郎召開政府首腦緊急會議，討論汪精衛提出在南京組建政府的要求，平沼說：“原來我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