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才升到銀行總經理的職位。我懇請他把女兒嫁給我，並同他商量結婚的日期。他聽了驚訝得發呆。他一直以為我父母親會透過傳統的方式登門造訪，向他提親，沒想到這個冒失的青年竟然親自上門來求親，而且自以為一定會得到同意。不過，他沒有當面說我什麼，只是後來在芝面前發了一陣牢騷。我們同意先訂婚，到9月底才結婚。黎覺在報上看到我們的訂婚啟事後，表示願意聘請芝為見習律師，薪水每月500元。我把這個訊息告訴芝，她馬上接受。這對我們來說的確太方便了。我們兩人可以一起上班，而且每天都能見面。

1950年9月30日，我們秘密結婚將近三年之後，在婚姻註冊局舉行第二次婚禮。芝接著搬到歐思禮路38號。母親給我們買了一些新傢俱，我們正式的婚姻生活從此開始了。但是芝卻覺得很難進行自我調整；她現在必須適應李家的生活，而李家除了我祖母、父母親、妹妹和三個弟弟以外，還有幾個印尼來的親戚。這幾個親戚寄宿在我家，幫補了母親的收入。

我加入新加坡島嶼俱樂部，以便繼續練打高爾夫球，好使自己在英國廷塔格爾所學的球藝能夠保持下去。一段時間我很熱衷於打高爾夫球。一天下午，儘管下著雨，我還是跟芝一同驅車到高爾夫球場去。來到湯申路時，我的史都巴克牌汽車突然滑向一邊，掉頭轉了個彎，滾了兩滾就翻倒在柔軟的草坡上。我嚇得目瞪口呆，芝也一樣。我問她怎麼樣，她說沒事。我們很幸運，沒受一點傷。如果我們再往前一點才翻落在路邊，汽車勢必撞向一條大水管而不是翻倒在溼地上，我所熱中的政治生涯恐怕就此告終了。

我心中煩躁，坐立不安。新加坡的政治令人灰心喪氣，甚至義憤填膺。權力集中在總督、輔政司和律政司手裡。他們聚居在象徵權力的總督府範圍內。總督住在最大的一座大樓裡，也就是總督府。輔政司住在僅比總督府小的洋樓，律政司住的是又次一等的洋樓。至於副輔政司和總督的私人秘書，則分別住在另外兩座洋樓裡。這五座建築物之間每天都有24小時的私人電話駁接服務。

這裡才是真正的政府權力中樞。總督之下設有一個立法議會，25個議員當中只有6個是當地選出的。其餘不是由英國官方委派，就是由政府官員擔任，而以輔政司為首。1951年，民選議員人數增加到9個，但是他們沒有決策的權力。在民眾眼裡，他們毫無地位可言，所以每次市政會或立法議會選舉，投票人數都少得可憐。

我的老闆黎覺是新加坡主要政黨進步黨的策劃人，該黨的領導人多數是30年代在英國念法科或醫科的留學生。他們對英國的價值觀佩服得五體投地，就像我祖父一樣，凡是英國的東西，樣樣都是十全十美的。他們對自己沒有信心，對這裡華人、印度人和馬來人的能力，更沒有信心。

我在英國期間讀過倫敦星期日報紙《觀察家報》駐東南亞通訊員帕特里克·奧多諾萬的報道。他形容舊一代的亞洲留學生，不論在情緒上或心理上，都不會為自由而戰鬥。他們的出發點是，認為自己沒有能力立刻接管和治理一個獨立國家，需要再累積多年的經驗才能辦到。我認為他們既然不能站起來爭取本身的權益，就別提站起來跟英國人對抗了。本地唯一有勢力的人物是林有福，他擔任新加坡書記與行政職工聯合會的秘書長。

這些政客發表的演講都因循苟且，從來不敢向英國的權威挑戰。但是每當他們說出任何批評殖民地官員的話時，卻又洋洋得意。我的朋友貝思形容他們為〃在奴顏婢膝中長大的人〃。貝思跟我一同搭乘〃威廉勒伊斯號〃返回新加坡。他在政府秘書處工作，我每次晚飯後到政府宿舍探訪他時，兩人總是把滿腹牢騷盡情發洩。他是個歐亞裔，身材魁梧，說話緩慢，走起路來慢吞吞。他永遠忘不了英國人對他的侮辱，很討厭民事服務中一些英國同事的作為。

我決定做點事，以改變這種可悲的局面，所以恨不得其他朋友，特別是吳慶瑞和杜進才，早點從英國回來。1950年11月的一天，已經解散了的馬來亞民主同盟的過去的主要左翼領導人約翰·伊巴事先沒通知便跑到歐思禮路來找我。我們在走廊裡闊談了半個小時。我問他，對於新加坡不能成事的憲制政治，我們能夠做些什麼？為什麼不組織一個政黨，做點實事，向殖民地政府的權力挑戰。他不置可否，說道：〃你知道，緊急法令正在實施，我們必須非常小心。〃我相信他可能從林豐美那裡得知我們兩人在倫敦會面的事。他正在揣度我的意思，看我是否可能成為他們招兵買馬的物件。

1951年1月，報紙報道有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