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但永遠都不會透過。

�1992~2000年，丹·羅森考斯基是唯一一個再選失敗的在職國會議員。連任的比例是604/605，或99�8％。他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受到了敲詐、妨礙司法以及濫用資金等17項指控。

�雖然單人囚徒困境更常用到，但我們更傾向於研究多人參與的情況，因為，只有涉及兩個或更多的囚犯，才會產生困境。競選經費改革之所以難以透過，原因在於，如果透過這個法案，在位立法者的損失最大。籌資帶給他們的好處在於，這能為他們提供職業保障。�你怎麼能要求人們去做有悖於自身利益的事情呢？我們可將其置於囚徒困境中進行分析。�根據巴菲特的說法：好，暫且假設有某個古怪的億萬富翁（不是我！）給出以下提議：如果這一法案沒有透過，這個人（古怪的億萬富翁）就會透過法律允許的方式向對該法案投贊成票最多的政黨捐贈10億美元（軟通貨使得這一切成為可能）。有了博弈論的這一惡毒應用，該法案在國會一定能順利透過，而這位古怪的億萬富翁根本用不著花一分錢（這說明他其實並不古怪）。8假設你是*黨立法者，考慮一下你自己怎麼選擇。如果你料到共和黨會支援這一法案，但你卻選擇極力反對，那麼，如果你成功了，就相當於你白白奉送給共和黨10億美元，等於把未來十年掌握的資源交給他們。所以，如果共和黨支援這一法案，你反對這個法案將得不到任何好處。現在，如果共和黨反對這一法案而你卻採取支援的態度，那麼，你就有可能獲得10億美元。

所以，無論共和黨的立場如何，*黨都應該支援這一法案。當然，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共和黨：無論*黨的立場如何，共和黨都應該支援這一法案。結果，雙方都支援這一法案，而我們的這位億萬富翁免費獲得了其提議的透過。作為額外的收穫，巴菲特還注意到其計劃有效性這一事實“恰好支援了金錢不會影響國會表決這一謬論”。

上述情況稱為囚徒困境，因為雙方都採取了背離其共同利益的行動。�在經典的囚徒困境版本中，警察們對兩個嫌犯隔離審問。每個嫌犯都有動機率先坦白，因為如果他保持沉默而另一個人坦白，他受到的處罰就會嚴厲得多。因此，他們都發現坦白比較有利；儘管若兩人都保持沉默，他們得到的結果會更好。

�雖然積極博弈的參與者們失敗了，局外人卻得到了好處。同樣，雖然在職政客們可能對競選經費改革感到不滿，但我們這些局外人的處境卻變得更好了。

�雖然他們兩人都認為坦白會帶來較輕的處罰，但在這個例子中，這種狀況不會發生——兩人都被判處死刑。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在《冷血》（In　Cold　Blood）一書中生動地描述了囚徒困境。理查德·迪克·希考克（Richard　Dick　Hickock）和佩裡·愛德華·史密斯（Perry　Edward　Smith）因無情殺害克拉特（Clutter）一家而被捕。雖然這場犯罪沒有目擊人，但一個監獄告密者向警察告發了他們。在審問過程中，警察採用了離間法。卡波特把我們帶到了佩裡的思維中：那隻不過是讓他感到不安的另一種方式，就像他們捏造出一個目擊者那樣——“一個真實的目擊者”。不可能有目擊者！或者，他們的意思是——要是他能和迪克談談就好了！但是他和迪克被分開了；迪克被關在另一層的小牢房裡……迪克？或許那幫警察也對他使了同樣的花招。迪克是個聰明人，是說謊高手，但他的“膽量”不可靠，他太容易恐慌了……“在你離開那房子之前，你殺了裡面所有的人。”如果堪薩斯每個有犯罪前科的疑犯都聽過這種話，他就不會感到驚訝了。他們肯定已經盤問過數百人，而且毫無疑問地指控過幾十人；他和迪克只不過是另外兩個而已……而關在樓下牢房的迪克也無法入睡，他同樣渴望能和佩裡交談——看看那廢物到底跟警察說了些什麼。9最終，迪克先坦白了，接著佩裡也坦白了。�這就是上述博弈自然而然的結果。

集體行動問題是囚徒困境的一個變種，常常涉及兩個以上的囚徒。在《給貓拴個鈴鐺》的童話故事中，老鼠們意識到：假如可以在貓的脖子上拴一個鈴鐺，那麼，它們的小命就會大有保障。問題在於，誰會願意冒陪掉小命的風險給貓拴上鈴鐺呢？

不僅老鼠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人類也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不得民心的暴君怎樣才能長期控制一個數目龐大的人群呢？為什麼一個暴徒出現，就足以讓整個校園陷入恐慌？在這兩個例子裡，只要大多數人同時採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