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時，請劉石人帶一張字條到陸軍醫院交給大姐胡永芬，要家裡帶點日用品和藥物。劉石人把信帶給了胡其芬的大姐胡永芬，劉石人本人也見到了胡其芬的父母。胡家對劉石人十分感激，拜託他多加關照監獄中的胡其芬。劉石人把胡永芬寫的回條和拖帶的物品帶進獄中，借看病的機會悄悄給了胡其芬。這條和獄外聯絡的秘密渠道就是這樣打通的，胡其芬以“吉祥”名字寫給獄外地下黨的信就是透過這個劉石人傳出去的。

監獄的情況非常複雜，當時外面送日用品監獄裡的政治犯是受限制的，帶信和書報更是絕對不准許的。劉石人這條渠道打通後，男女牢房找他帶信的人逐漸多了起來。胡其芬發現這個情況後十分重視，經與獄中黨員骨幹研究後，她又給劉石人寫了一張字條：“醫官，大家的條子太多了，你穿著軍裝，不當去的地方你去了，這樣對你太不利，對我們也很危險，因為我們只有你這一條路子向外聯絡，今後我們由幾個可靠的人與你聯絡，集中轉交來往的條子，你說好嗎？”事後劉石人也確實這樣做了。

胡其芬是個具有豐富對敵鬥爭經驗的同志，為了避免暴露，她在一段時間後，改由另一位叫張坤壁的同志代替她與劉石人聯絡。張坤壁患肺結核病，看病拿藥的機會多，即使同醫官劉石人接觸多一些也不易被敵人懷疑。因此這條秘密聯絡渠道一直隱蔽得很好，直到最後時刻也未被特務發覺。

胡其芬透過劉石人送信是十分慎重的，先是送到家裡，僅限於帶些生活用品之類，以後是經七星崗文通書局轉吳錦再轉給濟民婦產科醫院。經過多次考察，確認劉石人可靠，才開始讓他將信直接送到濟民醫院的朱寶粹院長手裡，然後送給中共重慶婦委的傅淑華同志那裡。有一天夜晚，難友們對值班的看守說，胡其芬病了，快請醫官來看病。劉石人果真來了，女共產黨員李玉鈿站在牢房門口佯裝高聲向他說：“大胡心臟病發了，快來看看！”劉石人一邊應著一邊走到胡其芬床前，這時胡其芬迅速塞給他一張字條，低聲說：“這裡有人受刑不過，咬上了外面幾個朋友，請你明早把字條送出去，讓他們躲避一下。”劉石人收下字條，草草“看完病”就走了。

第二天清早，劉石人將信送到七星崗文通書局。吳錦收到信，按信中的囑咐請濟民醫院的張肖瑜大夫去重慶大學找一位同學，透過重慶大學“六·一社”社員趕快轉移，使去重慶大學捕人的特務撲了一個空。

監獄的看守中有一個叫黃茂才的青年，出身農家，江竹筠、曾紫霞和胡其芬都對他進行了爭取教育，黃茂才終於被爭取過來。透過他送信給重慶大學的況蜀華，從而又開闢了另外一條與地下黨組織聯絡的秘密渠道。解放後重新做人的黃茂才回憶起那段經歷時一直還記得胡其芬等同志在監獄裡對他的教育和幫助。他說：“胡其芬肯說話，她見到我總喜歡拉扯幾句。看起來東一句、西一句，隨便擺攤，其實都是啟發我，教育我。我慢慢明白了一些道理。淮海戰役後，我給他們帶進了報紙，胡其芬對我說：國民黨肯定要垮臺，重慶肯定要解放，你是青年，跟著共產黨走，為人民做了好事，將來也會歡迎你的。我原來的落後反動思想漸漸轉變了，願意為她們做點事。”

心中有信仰，更艱苦卓絕的環境也會對真正的共產黨人充滿樂觀心態。胡其芬就這樣的共產黨人。對她這樣的人，監獄只能禁錮她的身體，卻禁錮不了她的精神和思想。陰暗潮溼的牢房裡，條件十分差，可胡其芬從來沒有因此產生過悲觀情緒，相反她總是在同志們面前時常哼哼歌，做些小玩藝活躍氣氛。她自制過一把團扇（作為烈士在獄中的唯一遺物，儲存在歌樂山烈士陵園），在扇面上題寫了“清風徐來”四個字，同室女囚友們總輪換著拿這把扇子鼓勵自己對敵鬥爭。

在殘酷的監獄裡，有時一些年輕同志尤其是年輕的女同志沒有經歷過敵人的殘暴行徑，很難一下經得起這種特殊鬥爭的考驗。為此，胡其芬被關進渣滓洞監獄不久，就有意識地組織女牢的難友進行輔導性的學習。首先是理想和信仰的學習。她和女牢的同志有一個共同的口號：“活著幹，死了算，活著出去還要幹！”所謂幹，就是幹革命。她和江竹筠、李青林等女黨員骨幹組織女難們一起學文化、學政治，用革命理論武裝頭腦，收到很好效果。

胡其芬喜歡唱歌，她把教難友們唱歌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一如她過去在抗日宣傳中教唱救亡歌曲一樣，她教難友們唱各式各樣的歌：有戰鬥的歌，有抒情的歌，特別是解紛區和蘇聯的歌曲，更為難友們喜愛。其中一首《青年近衛軍》的歌成為監獄裡最流行的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