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啪！啪！”徐遠舉勃然大怒，重重地打了胡其芬兩個耳光。旁邊的特務匪徒們一旁興奮地助威著、嚎叫著。

胡其芬嘴角流血，昏到在地。特務又趁機踢她、打她，用冷水澆醒她，再讓她招供。

“我就是家庭教師胡其芬，其他什麼都不是。”胡其芬憤怒地面對敵人，鎮靜地回答。徐遠舉和特務們在這樣的女共產黨面前只能洩氣。

獄外的重慶市委地下黨負責老黎透過特殊關係瞭解到胡其芬的不屈精神，很受感動，欣然賦詩讚美戰友道：

才華意氣兩不羈，昏燈細雨憶久違。

素手鐵筆書青史，披荊為我摘紅微。

卻令朱顏陷囹圄，忍教白髮倚柴扉。

面壁證道十年事，欣傳然澹一笑微。

胡其芬所在的渣滓洞監獄內的“囚犯”，大都是因1947年“六·一”事件和1948年4月因中共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劉國定和冉益智叛變事件而被捕的共產黨員和革命人士，敵人視為要犯，看管特別嚴密。然而，革命者自有對付敵人的辦法，他們在被禁錮的牢房裡依然能透過秘密渠道暗中聯絡，互相通氣。胡其芬入獄後，很快就同難友們聯絡上了，特別是和早先入獄的許建業等人建立了聯絡。同時她以基督教徒的灰色面貌為掩護，積極開展另一種更加特殊的革命活動。

原豫豐紗廠的工人黨員牛小吾同志回憶說：“我於1948年4月初被捕，關在渣滓洞監獄，不久胡其芬就來了，我們同一牢室。隔壁關著許建業同志一人，重鐐重銬，專門有一個特務班長看守，不准他放風，也不准我們接近。一天放風，特務班長離開了，我沒走，找許建業同志講幾句話。許坐在門口，我靠在門邊，他告訴我任達哉帶人在茶館裡抓了他，又說他已告訴胡其芬讓她把難友們組織起來。這是許建業同志親口對我說的，所以我一致認為胡其芬是渣滓洞活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事實上，胡其芬確實也照許建業的囑咐在監獄內進行了各種地下組織活動。她是事實上的監獄地下黨組織負責人。

張坤壁同志（獄中名張秀真）回憶說：“我在雅安被捕後於5月底或6月初轉押到渣滓洞監獄。當天下午，胡其芬給我介紹周圍了環境、情況，還傳給我一張字條。這是胡春普同志給我的，主要問我被捕的情況，叫回條，她傳給男牢室轉交胡春浦。……在放風時，胡春浦告訴我，胡其芬是可以信賴的，有時都可以和她商量。我從進獄到1949年1月出獄，從始至終，她給我很多幫助。”

胡其芬入獄後，注意觀察環境，分析周圍的人，包括監獄的看守人員。好像一個有經驗的老兵，在陷入敵人重圍的情況下尋找衝出包圍圈的突破口。她要打通一條與外面聯絡的秘密通道。她看見被捕入獄的同志天天增加，知道黨組織遭受了嚴重的破壞，但是她相信黨的組織一定還在山城堅持戰鬥，必須找到可靠的關係同黨組織取得聯絡。反動派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不滿的人到處都有，敵人的營壘不可能是鐵板一塊，因此總可以找到一條縫隙。她很快了解到同室難友周香泉透過監獄的醫官劉石人找到堂兄的事。

周香泉來女牢最早，她懷孕在身，入獄後嘔吐厲害，不思飲食。劉石人從醫學觀點考慮到孕婦的需要，又考慮到將來分娩怎麼辦，就利用看病拿藥的機會在藥包內包了一節鉛筆，問她重慶有無親人。周香泉第二次看病時寫了回條，說她丈夫有個堂兄在南岸內二警工作，未見過面，希望幫她聯絡。第二天，劉石到南岸找到了她的堂兄。不久，周香泉便收到了她堂兄送來的營養食品。胡其芬根據這個情況分析：劉石人敢於違反特務的禁令，冒著極大的風險為政治犯帶信出獄，至少是個富有同情心的善良人，於是她決心進行試探。

劉石人是天津人，作過童工，曾在馮玉祥的西北軍軍醫班學習，受過抗日反蔣思想的薰陶，是一個有愛國心的軍醫。因為受排擠一度失業，抗戰勝利後隨著事業軍官登記，編入軍官總隊，分配到“西南行營”檢診所工作。渣滓洞監獄成立分診所，他被派來當醫官。他沒有參加特務組織，所以他對待“政治犯”的態度與其他特務明顯有不同的態度。

胡其芬在看病的時候，塞給劉石人一張字條，上面寫著：“醫官，聽難友說你是好人，難友們需要你幫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我這病人，請接受我代表難友向你表示感謝！”劉石人悄悄將字條收了起來。看完病發藥時，她又塞給劉石人第二張字條：“醫官，不要怕！”劉石人迅速收起字條，沒有聲張。

幾天後，胡其芬又進一步進行試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