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將所有的正直忠誠的知識分子，當作敵人鬥，這與堂·吉訶德對著風車挺長矛的思維方式如出一轍。所不同的是，堂·吉訶德的假想敵人，只是破舊的風車，他也只有自己一個人挺長矛，到頭來，風車沒有被鬥垮，而自己卻被鬥得遍體鱗傷。而我們的‘堂·吉訶德’們卻將全國按人口比例少得可憐的但卻是中華民族的精英的五百萬知識分子當作‘假想敵’，矇騙全國六萬萬人民都效堂·吉訶德挺長矛去虐殺，它‘兵不血刃’，而虐殺了五十五萬，甚至更多一些。它比流血漂櫓、並導致使哀鴻遍野的古代的殘暴的戰爭！雖然後來發動只場戰爭的人也察覺這場戰爭造成了全國萬馬齊喑的局面，但迷信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人，還是要將這‘盈野’‘盈城’的殺人暴行，當作驕人的業績，光照‘汗青’。

“其實，蘋果是爛的還是好的，爛了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還是基本上是好的（完全正確和必要的），‘旁觀者’清清楚楚。當年宋慶齡曾寫信給ZG中央說：‘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不怕gmd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TF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的人士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做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年青知識分子又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TF**？’其實‘當局者’不迷，壓制民主、不遵法制，建立個人的獨裁統治，乃是他發動此次整風的最終目的，宋慶齡的一針見血的逆耳的忠言，杯弓蛇影、利令智昏的‘葉公’，怎麼能聽得進去？可是他也沒有料到，這次運動摧毀了最活躍的社會生產力，以致釀成二十年的國家大倒退，民族大災難！這是極左路線犯下的禍國殃民的嚴重罪行！

“反右派鬥爭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如果當年採納了知識分子的這些建議，怎麼會發生接踵而來的‘大躍進’、‘三年災害’和‘文化大革命’呢！怎麼會出現最後將知識分子打成‘臭老九’，胡說‘知識愈多愈蠢、愈反動’怪異的局面呢！反右派鬥爭封了黨外人士的嘴，到了反右傾鬥爭，又封黨內幹部的嘴，中國的政治局面自然就只能萬馬齊喑了。反右派以文字獄為主，文革公然提倡文攻武衛，到了tam鎮壓，就是血淋淋的坦克加衝鋒槍了。其實，在反在反右派運動過去五年後，毛主席也認識到了反右派的錯誤。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毛澤東《在第十八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中，也言不由衷地承認了反右派鬥爭有缺點，‘就是人家不敢講話了’（引自葉永烈著《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30頁）。客觀地說，萬馬齊喑，‘人家不敢講話了’，這是‘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實踐的必然結局，不過，這從‘百家爭鳴’走向兩家爭鳴，最後由一人獨鳴——走向個人獨斷專行，倒退到封建**，這可能正是最高領導人所需要的。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取得反右派鬥爭偉大勝利以後不久，在中央一次會議上躊躇滿志地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韓非子講法制，後來儒家講人治。我們各種規章（。dushuhun。）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不能靠法律’，拋棄自己制定的憲法，拋棄法治，背叛自己給公民的民主、自由的承諾，而‘主要靠決議開會’，靠人治，靠個人說了算，靠個人獨裁，這是一個典型的不允許個人權力受到絲毫約束的獨裁者的自白，這是倒退到了封建**，這哪裡還有一點社會主義民主氣味？此後，不只知識分子、人民群眾沒有民主權利，就是他的親密戰友，這種權利也被徹底剝奪。民選的國家主席一朝被逮捕，投進秘密監獄，真的比最黑暗的**統治過猶不及。回顧起來，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這三十年，是走向知識經濟的時代，正是二十世紀世界科學和經濟發展最快最大的時期，世界許多國家在這個時代迅速崛起，可我們卻完全背道而馳，幾乎讓國家走向崩潰。如果當年採納了‘右派分子’的那些建議，我們怎麼會走這麼一段痛苦的彎路？因此，反右派運動事實上給國家、民族和個人帶來了無可估計的不幸、損失和災難，特別是把‘人禍’說成‘天災’的三年，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簡直是不動用兵器的大屠殺！因此，反右派鬥爭無論從哪方面來看都應該被全盤否定。

“當然，世上沒有常勝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