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在一間掛著衛生院牌子的房間裡，見到了高醫生。起先他們分辨不出高醫生是男是女，白帽子底下的鬢角剃出青色的頭皮，口罩上面的一雙眉眼則是女性的清秀溫和，等開口說話，他們才斷定，這是一個女醫生。

高醫生是浙江杭州人，高家原是著名的大戶，但他們的一支卻式微了。到她出生的一九二○年，家中的地和房都典了，已無收入可言。在她三歲那年，母親去世，父親帶了一個姨娘離家，杳無音信。她由乳母抱著，去到上海的姨母家。姨母家供她吃住，還供她上學，負起了養育的責任，但感情終是疏淡的。惟一親近的就是乳母，她們就像是一對母女，夜裡歇在房內，大的囑咐小的努力爭氣，小的允諾大的奉養她一生，一直說到淚眼婆娑，相擁入睡。

姨母家的住宅是偌大的一座，有無數的房間與無數的走道，她本能地選擇僻靜和背陰的角落過往，就好像盡力要讓人覺察不出有她這個人，她覺得她是這個家多出來的一個人。三年的寄宿中學的生活，使她收縮著的身心略略伸展開，然後，進了醫學院。作為教學醫院，學生們有相當部分的學習課程，是在醫院裡臨床進行。高晨穿著白衣，隨老師走在病房，尤其是那種貧民大病房，幾十張病床縱橫排放，上面都是受苦的人。她有時候會感到奇怪，在姨母家裡，身邊都是享福的人，可她卻是消沉的；到了這裡，面對著如許受折磨的人，她則昂揚著。這是為什麼呢？她想：大約是“同情”這兩個字。後來，她發現，僅僅“同情”是不夠的，她目睹他們忍受煎熬，掙扎和搏鬥，其中有一些人最終不得不服從命運，一種敬意油然升起。於是，在她心中，充滿了慈悲的心情。畢業後，她進了一所教會婦產科醫院。到了文化大革命，像她這樣，既是工商地主出身，又生活於有產者家庭，加上教會學校背景，總是批判和鬥爭的物件。還是多虧了姆姆，不管是單位的造反派，學校的紅衛兵，或者里弄裡的野蠻小鬼，凡是上門都是由她出去對付。要帶高晨去批鬥，她則跟著，一路和人辯著。門口不論來人貼了什麼，她都有膽量撕掉。

革命的初潮一過，她就被下放到川沙紫藤蘿公社衛生院。此時，她被剪得七高八低的頭髮還未長齊呢！像南昌和嘉寶這樣，經過輾轉關係介紹來的莽撞男女，在高晨並不是第一對。這些男女青年，在她眼裡，都是孩子。他們的驚慌、窘迫、恐懼，不期然地讓她生出母愛的心情。那些中止妊娠的女孩子，一律咬牙忍著不出聲，下了手術檯，躺都不躺，一溜煙地跑走。那些男孩大多是孱弱的，讓人不敢相信他們能對女孩負責。

南昌坐在一邊，聽高醫生與嘉寶問答，他發現女性的身體竟是那樣複雜，他了解甚少。而他對自己，男性的身體，又有多少了解呢？時間已到正午，高醫生領他們到公社食堂吃飯。食堂裡瀰漫了草木灰與飯蒸汽的味道，嘉寶忽又嘔吐起來。高醫生買來鹽水蝦、紅燒魚、鹹菜毛豆。這兩人都沒胃口，南昌還吃了半條魚，一碗飯，嘉寶只是開水泡了半碗飯，用了點鹹菜送下去。

手術時，南昌就坐在外間，聽得見裡面器械的響動，還有高醫生對嘉寶的說話——讓她數數。南昌不由也在心裡跟著數起來。嘉寶一直沒有出聲，不知道有多少時間過去，突然間，嘉寶發出一聲哀求：醫生，拉拉我的手！南昌將頭埋在膝間，感到了慘烈。

終於結束了，高醫生洗淨手，在南昌身邊坐下。嘉寶在裡間，聲息悄然。高醫生問：今年多大？十八了，南昌回答。父親母親呢？父親隔離審查，母親去世了，南昌如實答道。停了一會兒，高醫生問：中學學的是英語還是俄語？南昌說：英語。高醫生念出兩個英語單詞：Light，True。　“光和真理”，這是我們學校的校訓。說罷，她笑了，擺擺手說：好了，走吧。

回去的路上，南昌在後，嘉寶在前。嘉寶的背影顛簸著，南昌的心也在顛簸，不是心痛，而是恐懼，恐懼這個創口會崩裂，流血，不可收拾。船到浦西，出了碼頭，他們都沒打個照面，分別往不同的方向騎去。南昌騎過大樓間的窄街，恍惚中迎面跑來一個小孩，他急忙一個剎車，人和車一同倒在地上。這時，他看見了天空，太陽刺痛了他的眼睛，他想起高醫生說的兩個詞：光和真理。他身上壓著腳踏車，滾燙的地面烙著他的身體，他身體深處也有一個創口，受著撫慰。

下午，丁宜男家的窗戶上響了兩下。推出窗去，見是嘉寶，一張臉小而且蒼白。她進來後，站了站，說：我能在你床上靠一會兒嗎？丁宜男覺得異常，想問又不知問什麼，就讓她躺著，回到縫紉機前繼續做活。幾次回頭，看嘉寶一動不動，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