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將軍，就應該“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劉邦沒有辦法，只好答應了。

在“設壇場具禮”準備拜大將軍的那幾天，“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等到大典開始，才知道是韓信這個無名之輩，“一軍皆驚”。

禮畢，“（韓）信已拜（大將），上坐”，劉、韓之間方才開始了第一次正經的對話。韓信發表了他對局勢的看法之後，“於是漢王喜，自以為得信晚。”（東漢班固著《漢書·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透過這段歷史故事，我們不難看出劉邦的三點過人之處：

1�與蕭何之間的充分信任。如果沒有這種信任，他大概無論如何也不會把“大將軍”（略等同於三軍總司令）這樣的職務交給韓信這樣一個無名之輩。

談到劉蕭之間的這種曠世情誼，也頗有一番淵源。劉邦當年還是一文不名的布衣時，蕭何卻是沛縣的一個小官吏。那時候他就常常利用有限的權力來保護劉邦。在劉邦攻佔咸陽時，蕭何就表現出了他的遠見卓識。當時其他的將領都爭相搶奪秦王宮的金帛財物，唯獨蕭何首先進去收集秦朝丞相和御史的律令圖書，使劉邦能夠全面掌握天下的要塞、人口、強弱項以及主要的社會矛盾。（東漢班固著《漢書·蕭何曹參傳第九》）

2�過人的判斷力。與韓信的一次對話便足以讓他產生“自以為得信晚”的感嘆。

3�深知自己的下屬也有自己所不及之處（這一點常常被後來的讀史者忽略）。在他第一次聽別人說蕭何也逃跑了的時候，頓時感覺“如失左右手”。

對比今天的企業主，尤其是某些小有成就的企業主，他們的自信往往會膨脹為莫名其妙的自負，很少會認識到自己的下屬具備自己不能的長處，內心深處總會潛藏著“地球離開誰都同樣會轉”的藐視感。

證明劉邦對人性的超凡判斷力和定力的還有另一個著名的故事。當時追隨他打天下的功臣中，陳平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大人物。在楚漢之爭的關鍵時刻，灌嬰等人曾經向劉邦進讒言說，我們聽說陳平這個人的人品不怎麼樣，他在居家時就偷過兄嫂的東西；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先是事魏王，不被魏王認可；於是離開魏王事楚王，又不被楚王重用，然後又離開楚王來事大王。如今大王給他高官俸祿，他卻在軍中搞腐敗，給他送錢多的人得到重用，送錢少的人就受到排擠。可見此人是個反覆無常的小人，大王可要小心。

於是劉邦在做過一番調查後，直截了當地問陳平說，我聽說先生曾經“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有這回事兒嗎？

陳平回答說，我當年追隨魏王的時候，他不採納我的計謀，所以我離開他去追隨項王（羽）；而項王又從來不信外人，只重用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小姑子小舅子，對外人則“雖有奇士不能用”。我在項王旗下的時候就“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但隻身前來，身無分文，“不受金無以為資”，沒錢去完成大王交辦的大事。如果大王願意用我的計謀就用，如果不用，大王所賜的財物都還在，我分文未動，大王請拿回去，我這就退休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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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態大觀（5）

劉邦聽了陳平的一席話之後，趕緊給他道歉，當即賜予他許多財物，並且拜他為“護軍中尉”（類似組織部長或人事部長），負責高階將領的人事管理。後來劉邦曾經一次把多達四萬斤的黃金交給陳平處理，並且“恣所為，不問出入”，使陳平得以“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東漢班固著《漢書·張陳王周傳第十》）

企業的變革最容易誘發的是高管層的焦慮或牴觸情緒。由於身處企業最核心的部位，他們上可影響企業主，下可帶動中下層。因此，他們的態度無論正面還是負面都會對變革產生不可小覷的影響。

和企業主一樣，高管層特殊的權力、地位及利益訴求決定了他們的一些普遍的心態。

變革本身就意味著規則、權力、利益甚至角色（職務）的不確定性改變。

一方面，高管層的地位決定了他們的視野，使之對改革的必要性會有獨到的認知；另一方面，他們作為舊體制的“受益人”，也深深知道改變即意味著更多的不確定性。追求可預知性、排斥不確定性是人性的本能需求。更重要的是，作為高管層的一員往往意味著兩個理論上的“潛臺詞”：一是他們的能力或綜合的素質足以勝任當下的職位；二是他們再向上發展的空間已經不太大，也就是說，變革（或變化）不太可能給他們帶來更大的收益。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變革都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