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之後，黨中央對於文革的評價也迅速逆轉，在之後的幾年裡，一場大規模地撥亂反正的工作也在有序地進行著。趙大媽的沉冤終於昭雪，市教委的負責人親自登門給趙大媽恢復了名譽和職稱，並請他回學校任教。趙大媽在辦理完復職手續之後又以有病為由申請了病退，正如當初她對八瞎子所言，她永遠都不想再登講臺。

國家全面改革之後，人們的生活也是日新月異，最明顯的就是百姓脫離了衣食靠供應的定量制，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八瞎子在退了休之後有了可靠的養老金，一日三餐也不再依靠趙大媽，他每天閒溜達走到哪吃到哪，路邊隨便一家餐館總會有他的一杯酒，一碟菜，一碗米飯和最後的一碗雞蛋湯。八瞎子的退休金雖然不多，可是用來維持這樣的生活倒是綽綽有餘。儘管如此，每到逢年過節，趙大媽總要做點好吃的給八瞎子送去，平日裡隔三差五大約每週趙大媽都會抽空往八瞎子家裡去一兩趟，主要是幫他收拾一下屋子，順便帶走一些需要盥洗的衣物，即便不再是近鄰，也依然如此……

二百九十二回花子

“太不像話了，怎麼可以隨便打人？還講不講法？這是侵犯人權！”韶琪對趙大媽在文革期間的遭遇還有些憤憤不平，她跺著腳說道。

趙大媽看了看韶琪，笑著說道：“你沒經歷過那個年代當然不知道，那個時候是政治掛帥，階級鬥爭為綱，早就砸爛了公檢法，一切講的都是政權，權就是法。”

“您遭了這麼大的罪，落實政策的時候就沒什麼說法嗎？”李正問道。

“唉！都過去了，還提那麼多幹嘛？你看大媽我到現在還活得好好的不也是個萬幸麼？”

“難道還有比您更不幸的人麼？”李正又問道。

“當然有！”趙大媽回憶道：“跟我同期挨批斗的還有個男的，他叫張日強，有裡通外國和叛國兩項罪名，提起他也是真夠冤的……”

趙大媽又講出了一個關於張日強的故事：

張日強是54年在哈工大的畢業生，學的是橋樑設計專業，畢業後分配在了市水利局當技術員。同年，國家要在當時的大夥房村建水庫，這就是現在的大夥房水庫名稱的由來。當時的規劃是在建水庫的同時，還有修一個水電站，可是當時的水電機組還沒設計出來，恰好小豐滿水電站有一份日本人逃跑時沒來得及銷燬的技術資料和圖紙，這份資料和圖紙到了市水利局之後卻因為看不懂日文而無法確切地瞭解資料的詳細內容。這時候張日強自告奮勇，主動要求翻譯這份資料，還精心製作了一臺水電機組的模型，為大夥房水庫的落成和發電機組的建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可是，他又是如何在文革期間背上了裡通外國和叛徒的罪名呢？”趙大媽用疑問的語氣繼續說道。

“難道就是因為他的名字中有‘日強’兩個字？”李正猜測道。

“在那個時候因為文字獄受冤的還真不少，可張日強不是，或者不全是。一個新中國成立後的大學生在那個對日本恨之入骨的年代是如何學會的日語這首先就令人懷疑，但關鍵的問題是出在了他母親身上……”

1913年，一對日本夫婦響應政府向中國移民的號召，跟一大批日本農民一起來到了中國的東北，這對夫婦在吉林的東豐一帶落了腳，墾了一片荒地開始了在中國的農莊生活。後來，兩夫妻生了兩個女兒和一個男孩，大女兒名叫和惠花子，二女兒和男孩還特地取了中文名字英蘭和英男。

31年，日本人企圖佔領東北，開戰之前，日本國召回移民為發動戰爭做準備。9月中旬，花子的父親接到通知，要求他們全家必須在三日內與其他地區的僑民在奉天集中。第二天，花子她們全家乘上了梅河口開往奉天的火車。可是，沒料到火車在十八道嶺附近遭到了一夥“土匪”的打劫，還與車上的乘警交上了火，人們立刻紛亂著棄車往山根下的一片樹林裡跑。那時候花子還不到十七歲，妹妹十二歲，最小的弟弟只有七歲。爸爸抱著小弟，媽媽拉著妹妹，花子緊跟著媽媽，他們隨著慌張的人群進了樹林。花子跟著前邊的一群人穿過樹林沿著山下的一條小路一直來到了一個村莊前，這時候的花子才發現自己的父母並不在人群中。

村頭有幾個村民過來探風，花子從村民的口中知道了這個村是十八道嶺村。有個村民過來問花子是哪裡人，叫什麼名字，花子一著急竟說出了自己的日本名字。這村民一聽立刻大喊道：“她是日本人，快打她！”另外幾個村民聞聽齊奔花子而來。花子一驚，她拔腿就跑，身後還有人嚷嚷著：“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