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兒,她突然又哭了起來:“我一直都很難受,可我不想說,現在爸爸不想要我了,你們也不管我了,我不舒服,叫你來看我也不來,連你也騙我……”我有點驚訝,也有點生氣,她怎麼能說出這樣的話?而當時看她能哭能叫喊的樣子,認為至少生命體徵是平穩的,我也只能盡力去安慰她……
當天下午,因為休班,我沒去病房,第二天早上到達病房時,才知道她已經於前一天下午走了。聽護士說,她死之前,還希望我去看看她,希望我去救她。她走的時候,身上還揹著書包,裡面裝著她的書,那是她父親專門安排的,因為她父親知道,她是那麼地愛讀書。聽到此,我再次變得無比沉重,我竟沒有能力去挽救一個年幼的生命,我算是一個好醫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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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我還不想死(2)
她走了,而那個年幼的哀求卻深深地沉澱於我的心中……
不悔選擇
我是一位從事臨床醫療工作近四十年的老醫生,大半生診治了二萬餘名病人,從死神手中奪回了近千名危重病人的生命,其中最令我難忘的病人是我剛剛畢業參加工作後搶救的第一位病人——一個六歲的女孩。
1970年8月,我背上行囊,告別了母校——北京醫科大學,毅然決然地踏上了北大荒這片黑土地,成為半軍事化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三師醫院的一名住院醫生。開始我被分到傳染科工作,和另外一名女醫生管理著科內三十餘名病人,有痢疾、麻疹、流腦、流行性出血熱等傳染病病人。9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值夜班,五六點鐘時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在走廊裡響起,只見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健壯男人抱著一個六七歲的女孩,高喊著:“醫生,醫生,快來救救我的女兒!”隨即將女孩放在了辦公室的桌子上,我疾步上前,只見女孩全身青紫,四肢冰冷,只有軀幹部位尚溫暖,而且意識處於深昏迷狀態,血壓為0,脈搏觸不到,呼吸極微弱。經追問病史我判斷女孩患的是中毒性痢疾,目前是中毒性休克,病勢十分兇險,九死一生。女孩的父親急切地對我說:“醫生,這個孩子的病太重了,你就死馬當活馬醫吧。”
我是1964年從瀋陽考入北京醫科大學醫療系的,只上了兩年基礎課,就趕上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畢業前的一年“復課鬧革命”在北大醫院實習了一年,還是半日上課,根本就沒到傳染科實習過。當時面對如此危重的病人,一時不知從何下手,情急之中我翻開了搶救手冊,迅速地下了醫囑,保暖、吸氧,肌注地塞米松5mg,一路靜點磺胺類抗生素,另一路靜點升壓藥,並且每15分鐘靜推阿托品1支。此時護士提出了疑義說:“我工作了10多年,從未見過同時給病人靜點兩路藥物。”我說:“這個女孩病得太重了,如果等靜點完抗生素再用升壓藥就來不及了!”在我的堅持下,護士紮上了兩路靜點,我則守在病人的身邊,每隔15分鐘親自給病人靜推阿托品,測血壓,聽心音,摸脈搏……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在推完第9次阿托品後病情終於有了轉機,女孩的四肢漸漸地變得溫暖了,也能摸到脈搏了,血壓也測到了,我和護士都深深地舒了一口氣,一顆懸著的心終於落下了,孩子的父親緊皺的眉頭也舒展開了。藥物一瓶接著一瓶靜靜地滴入女孩的血管裡,凌晨4點多鐘,血壓正常了,開始排尿了,女孩睜開了雙眼,喊了一聲:“爸爸!”女孩的爸爸興奮地接連給我鞠了幾個90度的躬,嘴裡不停地說著:“醫生,謝謝,謝謝了,你是我女兒的救命恩人吶……”
天漸漸地亮了,雖然我一夜未睡,但一點也不覺得累,望著天邊粉紅的朝霞,再看看洋溢在女孩臉上燦爛的笑容,一種幸福、莊嚴、神聖的感情從心底升起,我為我選擇了醫生這一職業而驕傲,為我來到北大荒而自豪。
六天後女孩歡蹦亂跳地出院了,他爸爸告訴我,他是十八團一營的,讓我有時間去他家裡玩。轉眼間已經過去了37年,當年的小女孩也已經是40多歲了,不知她現在在哪?過得還好嗎?
醫者的感慨
金錢,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是生活的一種工具。錢多,則物質生活豐富一點。但對於一個尿毒症患者來說,金錢的意義則不僅於此了,它是患者維繫生命的依託。這些患者的生命猶如在秋風中搖曳的稻草,抓住了它,就意味著抓住了生的希望。
對於一個尿毒症患者來說,透析就是他們生存的保障。只有得到充分的透析,他們才能更好地生存。而由此帶來的經濟壓力,對於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來說,是無法想象的。
某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