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姆斯教授指示，把比爾列為器官等候名單中的最優先順序——“Ⅳ”級，這意味著48小時內必須獲得器官，否則病人將不治。

深夜，我接到拉什移植中心器官協調員的電話，佛羅里達有器官。隊伍在醫院門口集合，冰桶、儲存液、活檢槍堆進了後備箱，隊伍一行4人奔向芝加哥“中途機場”（Midway）。協調員在路上向我們彙報供體情況，我檢視了腦死亡記錄。20分鐘後，我們踏上了小噴氣式飛機，飛向南方。

早晨，我們帶著裝有肝臟及腎臟的冰桶飛回芝加哥。我換上手術衣，將器官仔細修好，送上手術檯，協助威廉姆斯教授切除嚴重硬化的病肝，將健康的肝臟及腎臟移入比爾體內。

比爾甦醒了，移植的肝腎都很好地工作著。當得知我是參與全過程的中國醫生，他無比高興。他告訴我，1972年他曾作為尼克松總統的年輕助手第一次到中國，之後，他促成了廣東省第一條高速公路的融資。他感謝我和威廉姆斯授救了他的命。

兩個月後，他請我和威廉姆斯教授到他芝加哥市中心豪華的家裡吃飯，他把整個法國餐館都搬來了。他滿臉是毛，胸毛從襯衣的紐扣間溢位，顯然是控制排異反應的藥“環孢素”及激素的副作用造成的，像個猩猩。他侃侃而談，對身體恢復的狀況非常滿意，他提出加入我和威廉姆斯教授成立不久的欣凱公司，願意到中國出差。我覺得好笑，一個終末期病人，還不好好在家休息，我們未置可否。

術後，比爾從政府部門退休，建立了一個諮詢公司，自任總裁，並擔任多家跨國公司的董事。他常同美國議員聚會，還陪同芝加哥市長戴利來中國訪問。他時常打電話給我，問問工作，感謝我給了他第二次生命。

2006年初，比爾太太找到我，她告訴我比爾的腎臟壞掉了，是免疫抑制劑的毒性造成的，已開始透析了。在加州，要等5年才有希望得到供腎，她要我再幫比爾一次。終於，天津的沈中陽教授為比爾換了腎，比爾對武警總院腎內科張主任的透析及沈主任的手術讚不絕口。

他身上帶著兩個自己的壞腎、一個美國壞腎、一箇中國的好腎及依然工作的移植肝回到了美國。一天，他邀請我到他的海邊別墅做客，同邀了幾位金融界好友，共同探討中國的高速發展及機遇，比爾約我下次上海再見。看著這位60歲的“健康”年輕人，意氣風發，我無言以對。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多麼可敬的生活態度。他的精神比我們更健康。今天，他就在浦東，不是來治病，而是來開拓事業的。

一對美國夫婦的生活態度（2）

今天早晨8點，比爾的電話又來了，我很興奮地告訴他，一篇關於他在移植術後與疾病作鬥爭、與疾病共生存、藐視疾病的部落格文章被選登在新浪首頁，引起了很大反響，兩天內有2000多次點選，並有許多網友發出感慨。他顯然對“新浪”的名字很熟悉，聽了很興奮，請求我把文章給他，他願意同中國的網友們，特別是移植病人們分享與疾病共生存的感想，講述實現社會價值的心路歷程。

“晚上我們拍個合影，我放到部落格上。”我說。他回答：“OK，但是我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幫幫伊麗莎白，她病了。”

原來，比爾的太太伊麗莎白昨天從印度飛上海，參加世界食品峰會，在飛機上，她突然感覺眼前出現“瀑布”樣景象，隨後，左眼就看不見東西了。兩年前，她的右眼也發生同樣的情況，急診檢查診斷為“視網膜脫落”，後接受了鐳射手術，醫生命令她臥床兩星期。經驗告訴伊麗莎白，左眼的視網膜也脫落了。比爾委託我為伊麗莎白找一個好的眼科鐳射手術醫生。

我明白，時間對手術的成功很重要，我迅速同好友小崔聯絡，因為小崔是上海《新聞晨報》健康版的主筆，她對上海醫務界有深入的瞭解。一通電話之後，小崖決定向我推薦在視網膜疾病方面最有專長的上海第一人民醫院眼科，因蔡主任還在手術檯上，約定中午1點把病人帶過去。

我心裡的不安平靜了許多，馬上撥通浦東香格里拉比爾的房間，讓伊麗莎白迅速準備，我派司機接她去市一眼科。

伊麗莎白並沒有興奮，反覆問我醫院的位置，當得知要過江，交通很阻塞，她顯然猶豫了。她告訴我，今天下午2點，她有一個主題發言，她不能推，這對她及大家都很重要，儘管她明白她的眼睛更重要。她要我把時間推到下午5點以後，或是明天。

我再次給蔡主任打電話，改了時間。蔡主任臨掛電話時囑咐道，讓病人不要活動，最好平躺。我說我會轉達，但我知道伊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