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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瞭解情況。

說著說著吃飯了，主席說“吃飯，吃飯”。用一個小茶缸子，盛半缸子酒，主席說喝點酒吧。我說我不喝酒。

天亮的時候主席到山上散步。這個時候，我照相的機會就多了，“噼裡啪啦”照個不停。我照相今天全是近景，明天全是中景，後天照全景。今天這一卷全是米的，明天退兩步又照一卷，主席說照那麼多幹嗎？我說我技術不好。

我在前方也拍了不少照片。打仗的時候，我跟著戰鬥。仗打完以後，打掃戰場要開慶功會了，我就開照相展覽會，照片都是放大的，標好標題，“勞動英雄？菖？菖？菖”，“戰鬥英雄？菖？菖？菖”。哪兒開大會，我就在哪兒展覽。弄塊大藍布，把放大的八寸照片都粘上，寫上標題，畫兩張畫，寫兩個美術字。

槍林彈雨中的“流動攝影隊”（2）

我那會兒衝相很簡單。自己帶著藥，自己衝。白天照完了，晚上衝。用井裡的水或者河裡的水，舀點水一漂，藥方子我也沒有，全憑經驗用手抓，醫務室有酒精，用酒精搽，幹得非常快。

我有一個暗房。暗房是一個小帳子，有我這個桌子這麼大，黑布、紅布兩層布做的，上面有幾個小棍子，戳著四個角，用繩子一拉，有四個釺子。帳篷上有三個帶鬆緊帶的窟窿，一個窟窿是伸頭的，兩個窟窿是伸手的。自己在外面弄個小板凳一坐，就在院子裡，或者路上、街口，釘上小帳篷，屁股一坐，頭伸進去，手在裡面放大。

放大機是用一架破照相機改裝的，那種敞開口拉皮口袋的照相機，一根竹竿埋在地下，當放大機的支柱，上面的皮口袋有一塊透明的玻璃，正好在帳篷窟窿眼兒這兒，利用陽光的照射放大。陽光不足的時候，用一塊小鏡子掛在樹幹上反射到玻璃上。馬上拍，馬上衝，馬上就放，放完之後就編。打起來就一個小包，背起來就走。

我經常這麼活動，一個流動的攝影隊，當時很起作用。只有我這麼搞，沒有第二個人。現在我的底片還很多，文化大革命毀壞了很多。我的底片太多了，一箱子一箱子的，朝鮮戰場我也很多。在朝鮮戰場我是戰地記者。

在保衛延安當中，我參加了好多戰役。我拿著攝影機、照相機，跟著戰士們一塊衝鋒。

打榆林時包圍敵人據點，我就在第一線。我要是抬起頭來，就能看見對面士兵的鈕釦。一不留神，你剛一抬腦袋，敵人機槍“得、得、得”就響了。當時在我身邊有一個機槍手，因為他非常有戰鬥經驗，我跟他一塊兒。他說“照”。我就站起來照，他說“趴下”。我就趴下。他非常有經驗，可是一個子彈打在他腦袋上，血流得滿臉都紅了，可我拍照就聽他指揮。

有一次我跟著打榆林城牆，我們準備把榆林城牆打一個洞。爆破手把炸藥放在一個棺材裡面，運到城下，城牆一爆破就衝鋒。我拿著機器跟著爆破組，在城牆底下。

那次我們圍城圍了幾天。我們榆林戰役沒打好，兩次打榆林都沒打好。

爆破點的壕溝就等於後方，做飯都在壕溝裡，我的機器、膠片也都在壕溝裡。我得回去取，正往回走著就聽見“嗵！”聲音不對了，趕快趴下，一個炮彈落在離我一米遠的地方。要是這個炮彈落在我身上，或是它爆炸，我都得死。可它沒炸，我等了半天，它還不響，我就走了。

一個文藝工作者要在前方打仗，在農村幹真不容易。

戰地攝影隊拍了很多東西，直到沙家店戰鬥以後。###陸定一找我，他讓我在延安召集一些人，成立電影工學隊，到東北去學習電影，而且跟東北電影製片廠要一批物資，如攝影機、照明燈光裝置、錄音裝置等等，帶回延安，為恢復延安電影製片廠做準備。

我就開始招兵買馬，調了二十幾個人，包括從晉綏調來的十幾個文藝工作者。現在這些人都是很了不起的人了，如成蔭、孫謙、劉西林、蘇素雲……有搞編劇的、攝影的、美工的、錄音的，後來這批人都是人才。

這個任務我只完成了一半。我們到了石家莊以後，我夫人要生孩子，不能過封鎖線。到東北要過幾道封鎖線，因此我留在了石家莊，電影工學隊繼續走了。延安電影製片廠後來也沒辦成，這些人都留在了東北。

我在市委宣傳部下屬的石家莊電影戲劇音樂工作委員會工作，我做主任，實際上在三個接受過來的電影院裡當總經理。

石家莊是我們解放的第一個大城市，當時中央很多重要會議都是在我那個電影院裡開的。毛主席、朱總司令、總理都到我那個電影院來開過會，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