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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你結婚，是要你教我文化（3）

（董馨　整理）

新鳳霞（1927—1998），原名楊淑敏，小名小鳳子，天津人。著名評劇女演員，工青衣、花旦。出身於貧民家庭。6歲師從堂姐學京劇，13歲改學評劇，一年後即在《點秋香》、《打狗勸夫》、《花為媒》、《杜十娘》等劇中擔任主角。1949年北平解放後，應聘至天橋萬盛軒演出。20世紀50年代初期，她主演的《劉巧兒》風靡全國，從此聲名鵲起。1951年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評劇團。1953年入中國評劇院。從20世紀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除演《劉巧兒》外，還演過《藝海深仇》、《志願軍的未婚妻》、《金沙江畔》、《祥林嫂》、《楊三姐告狀》、《花為媒》、《牛郎織女》、《乾坤帶》、《無雙傳》等膾炙人口的好戲。其中《劉巧兒》和《花為媒》分別於1956年和1964年攝製成影片，受到觀眾的歡迎。新鳳霞幼年學過京劇，在咬字、演唱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以後又認真學習評劇前輩劉翠霞、白玉霜、愛蓮君等人的唱腔，同時刻苦學習大鼓、梆子、墜子、琴書等演唱技巧，不斷豐富自己的唱腔。她還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修養，在藝術上得到了很多當代名家的指點，從而充實了美學、聲樂和表演等各方面的知識。在整理舊劇目、排演新劇目的過程中，她同音樂工作者和琴師們密切合作，創造了很多新的唱腔和板式，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

在延安，主角、配角、跑場子（1）

我是1938年8月份參加革命的，1938年10月底到的延安。那都走的是封鎖線，過黃河呀，那樣隨著隊伍走去的。他們也有人開我的玩笑，說你真正是用腳走的革命，又從革命走到解放。的確是這樣的一個情況。從北平走的時候也是走去的。

到了延安，本來就是要學政治、學文化。可後來呢，由於在延安，到處都是革命的歌聲，你到了哪裡，那的山溝，不是《延安頌》就是《太行山》呢，就是《抗大校歌》。這些歌詞就是：打到鬼子後方去呀！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呀。那個時候咱們革命隊伍裡的文藝生活是很活躍的。每天晚上點名的時候，那時都是軍事生活了，都要唱歌。早操完了以後，吃飯以前要唱歌。所以在這種生活環境中，真正感覺到革命隊伍裡的歌聲震動了整個延安的山谷。這個對自己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逢到節日，就需要演出個紀念節日的小節目了。由於我是北京去的，說話啦，口音啦，各方面條件就比別人好像更容易些。我其實在外面還沒有搞過這些，只不過是羨慕人家。

到延安以後，大家有時就說參加個小節目吧，你打個小堂鑼。就是兩個人對唱。就是這樣，人家打花鼓我打堂鑼，逐漸開始唱曲演戲。以後就在隊裡頭演反抗日本的小話劇了，就是《還我的孩子》、《火》呀，都是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這樣的話劇。就這樣經常在抗大的學生隊裡參加業餘的演出。

其實我也不會演，就是一個革命的環境。不會演，就找到“魯藝”的老師來排練學習。就像那個熊賽生，過去演過老太太的那個，她最早是中國旅行劇團的。1935年我們看“中旅”演那個什麼《雷雨》啦，《茶花女》，她當時是剛參加劇團的。可那個時候我們還是孩子，她就算是老前輩了。我到延安他們已經都在“魯藝”學習了。所以他們就去給我們排戲。這個時候我還在抗大，熊賽生就給我們排話劇了。由於自己從小就喜愛文藝，但也沒想到自己去演出了，就受這些薰陶和這種革命的感情，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了，是挺容易動感情的，挺容易進戲的。比如演這個戲的時候，看到扮演的敵人，就容易有一種仇恨的感覺。這樣給人一種錯覺，“哎，她還挺能演戲的”，其實什麼都不懂。

以後呢，在1939年的冬天，我還在女大，抗大和女大聯合搞了一個五幕話劇，我在戲裡演一個熱情的，進步的學生。戲裡演的是各種各樣的學生，演“一二·九”怎麼樣進城取得聯絡，怎麼進行這場鬥爭的，在學校裡取得了勝利，走向了校外。這一演，這是五幕話劇。我家就是北平的，因為咱們全國各地四川、湖北、江西、河南，差不離都有口音，像我們這樣沒有口音的比較少。所以到那就很容易顯得很突出吧，這樣大家就認為我還是個演員的材料。

以後抗大文工團也借過我們，但是，這時也沒有想到演戲的事，因為都是工作嘛，革命工作。後來到女大沒多久，就是1940年3月，“魯藝”原有的一個實驗劇團上前方了，這時又要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