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況這裡並不安全。

後來，我向父親表示了不滿，我不希望在我接見人的時候總有他在場，更不希望想見我的人受到阻攔。父親讓了步，於是情況有了變化，各種帶路人都帶著最好的主意來了。這時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出洋派。我的老朋友胡適博士來了。

不久以前，我剛在報上看到胡適一封致王正廷的公開信，大罵國民軍，表示了對於“以武力脅迫”修改優待條件這種行為的“義憤”。雖然陳寶琛仍然把他視同蛇蠍，但鄭孝胥已經和他交上了朋友，有些遺老也認為他究竟比革命黨和國民軍好。他走進北府，沒有受到阻攔，我見到他，表示了歡迎，並且稱讚他在報上發表的文章。他又把國民軍罵了一通，說：“這在歐美國家看來，全是東方的野蠻！”

胡適這次見我，並不是單純的慰問，而是出於他的“關心”。他問我今後有什麼打算。我說王公大臣們都在活動恢復原狀，我對那些毫無興趣，我希望能獨立生活，求些學問。

“皇上很有志氣！”他點頭稱讚，“上次我從宮裡回來，就對朋友說過，皇上很有志氣。”

“我想出洋留學，可是很困難。”

“有困難，也不太困難。如果到英國，莊士敦先生可以照料。如果想去美國，也不難找到幫忙的人。”

“王公大臣們不放我，特別是王爺。”

“上次在宮裡，皇上也這樣說過。我看，還是要果斷。”

“民國當局也不一定讓我走。”

“那倒好說，要緊的還是皇上自己下決心。”

儘管我對這位“新人物”本能地懷著戒心，但他的話確實給了我一種鼓勵。我從他身上覺察出，我的出洋計劃，一定可以得到社會上不少人的同情。因此，我越發討厭那些反對我出洋的王公大臣們了。

我認為，那些主張恢復原狀的，是因為只有這樣，才好保住他們的名銜。他們的衣食父母不是皇上，而是優待條件。有了優待條件，紹英就丟不了“總管內務府印鑰”，榮源就維持住樂在其中的抵押、變價生涯，醇王府就每年可以照支四萬二千四百八十兩的歲費，這是不管民國政府拖欠與否，內務府到時都要湊足送齊的。除了這些人以外，下面的那些嘍羅，不斷地遞摺子、上條陳，也各有其小算盤。我六叔載洵有個叫吳錫寶的門客，寫了一個“奏為陳善後大計”的摺子，一上來就抱怨說，他早主張要聘用各國法學家研究法律，以備應付民國違法毀約的舉動，因為沒聽他的主意，所以今天手忙腳亂，駁辯無力。接著他提出五條大計，說來說去都沒離了用法律和法學家，其原因，他自己就是一名律師。還有一個名叫多濟的旗人，是掛名的內務府員外郎，他堅決主張無論如何不可放棄帝號，不但如此，我將來有了兒子還要叫做“宣統第二”。他又主張今後我應該把侍奉左右的人都換上八旗子弟。看來他也打好主意，讓他的兒子做“多濟第二”，來繼承員外郎這份俸銀。

我見過了胡適，莊士敦也回到我身邊，向我轉達了張作霖的關懷。我覺得胡適說的不錯，出洋的問題不致於受到當局的阻攔。我和莊士敦計議如何籌備出洋的事，張作霖又做了表示，歡迎我到東北去住。我想先到東北住一下也好，我到了東北，就隨時可以出洋了。我剛拿定了主意，這時又出了新問題。

國民軍的警衛從大門撤走之後，形勢本來已經緩和，我已敢放膽向記者罵國民軍了，忽然鄭孝胥面容嚴肅地出現在我面前，問我看過報沒有。

“看了，沒有什麼呀！”

“皇上看看《順天時報》。”他拿出報來，指著一條“赤化運動之平民自治歌”標題給我看。這條訊息說，馮軍入京以後，“赤化主義”乘機活動，最近竟出現數萬張傳單，主張“不要政府真自治、不要法律大自由”云云。那時我從鄭、陳、莊諸人的嘴裡和《順天時報》上，常聽到和看到什麼共產黨是過激主義、赤化主義，赤化、過激就是洪水猛獸、共產共妻，馮玉祥的軍隊就和赤化過激有關，等等的鬼話。現在根據鄭孝胥的解釋，那是馬上要天下大亂的，“赤化主義”對我下毒手，則更無疑問。

我被鄭孝胥的話正鬧得心驚膽戰，愁容滿面的羅振玉出現了。我一向很重視羅振玉從日本方面得來的訊息。他這次報告我說，日本人得到情報，馮玉祥和“過激主義”分子將對我有不利行動。“現在馮軍佔了頤和園，”他說，“出事可能就在這一兩天。皇上要趁早離開這裡，到東交民巷躲避一下才好。”

這時莊士敦也來了，帶來了外國報上的訊息，說馮玉祥要第三次對北京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