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願願跟著黨走，是因為黨的思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便是儲安平‘原汁原味’的‘黨天下’思想。

“這些‘反動理論’今天讀來，究竟何錯之有？章（。dushuhun。）伯鈞‘政治設計院’的設想中講的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都是黨領導的，說‘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只不過是說在決策之前，發揚民主。羅隆基認為‘平反委員會’應該由人大會和政協牽頭，由一個有**、民主黨派和其他人士組成。而這些機構都是黨領導的，怎麼能說是反對黨？儲安平的‘黨天下’思想也強調‘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只提出不一定‘不論大小單位’‘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些言論只談了黨的領導工作中一些缺點，只希望擴大民主，根本沒有否定黨的領導，據此說右派‘要奪權’、‘輪流坐莊’、‘要**把權交出來，交給他們’那是**民意。縱觀當年報刊上發表的所謂右派言論，也看不到一條要TF**政權的主張，相反鳴放的意見基本上是談怎樣改善黨的領導的中肯的建議。這些言論倒與二十年後改革開放後，我們今天提倡的要講民主、要講法治、使我們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以及更加重視知識分子的國策基本類似，現在人大、政協、省部級單位都安排了黨外民主人士任副職，有的部還讓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擔任正職，遠遠超越了儲安平所提的‘科’、‘組’。既然‘王’都不反動，那麼他的應聲蟲當然不會反動，那麼哪裡還有‘賊’，還有什麼右派呢？如果硬要說他們的言論有什麼‘錯誤’的話，那就是作為幾個有著獨立思想見解和民族良知的知識分子，過早地跑在了歷史的前面，過早地跑在時代的前面！應該說這次整風運動從‘雙百’方針到‘鳴放’，知識分子成就了一場以反教條主義為基本內容，在精神上與五四相通的思想解放運動。在這場夭折了的思想解放運動中，知識分子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對如何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有民主、有自由、有平等、政治經濟科學文化以及社會生活各領域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新型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了創造性的思考和探索，他們是二十年後終於在中國大地上掀起的改革開放事業的當之無愧的思想先驅。退一萬步說，即使當年確有‘極少數’（應該屬後來未予改正的人）右派分子說了一些‘錯話’，甚至是‘反動言論’，實事求是地處理這‘極少數’幾個就是了，有什麼必要發起一場政治運動，使五十五萬人集體蒙冤呢？如果一個人的腳趾頭髮生了病變，動個小手術截掉就是了，可有人卻硬要活生生地截掉一條大腿，還宣稱“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只不過“嚴重地擴大化了”，這在道理上說得通嗎？小平同志於二十多年後提出改革開放思想，被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如果以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思想為標準來衡量，則章（。dushuhun。）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根本不是右派分子。他們與反右派鬥爭中所劃五十多萬右派分子一樣，恰恰是共和國早期的改革派、民主派。

“再退一萬步說，不管右派分子中有些人原來就是怎麼不正經，甚或真地對黨對革命懷有‘對立情緒’乃至‘刻骨仇恨’，在大鳴大放中放出了許多比章（。dushuhun。）、羅、儲的三支經典的‘毒箭’還毒百倍的毒箭，但那也是在我們黨號召大家‘幫助黨整風’，並信誓旦旦地做了‘言者無罪’的保證之後，人家才說出來的。，中國自古以來，‘一諾千金’傳為佳話，仁人義士不惜為它獻出生命，田夫野老均以不‘諾’為可恥，甚至一些市井流氓也不屑為。我們怎麼能招貼即扯，翻臉不認賬，反說‘言者就是有罪，而且罪不可赦’，統統給人家扣上‘右派’帽子，豈不是言而無信、失信於民、有損黨的信譽？

“甚至有些人被劃為右派，他們的‘反動言論’竟源於主席本人，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公開聲稱他支援王蒙，四月三十日在tam城樓對章（。dushuhun。）伯鈞等人說，高校黨委制不妥，要他只許官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事實證明，當年陽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