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只要人民自己心目中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他們就會顯示出足夠的勇氣，例如對柏裡工廠的襲擊就是一個證明，這個工廠後來竟不得不用大炮防守起來。

趁這個機會來談談在英國是怎樣神聖地看待法律的。對資產者說來，法律當然是神聖的，因為法律本來就是資產者創造的，是？過他的同意並且是為了保護他和他的利益而頒佈的。資產者懂得，即使個別的法律條文對他不方便，但是整個立法畢竟是用來保護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聖性，由社會上一部分人積極地按自己的意志規定下來並由另一部分人消極地接受下來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會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英國資產者認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認為自己就是上帝一樣，所以法律對他是神聖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實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極大的安撫力。但是在工人看來當然就不是這樣。工人有足夠的體驗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對他說來是資產階級給他準備的鞭子，因此，只有在萬不得已時工人才訴諸法律。可笑的是有人硬說英國工人怕警察，要知道，曼徹斯特每星期都有警察捱打的事情發生，去年甚至還出了這種事情：有人企圖衝擊一個有鐵門和厚厚的百葉窗做防護的派出所。１８４２年罷工時，警察之所以顯得威風，如前面已？說過的，不過是由於工人自身猶豫不決而已。

因為工人並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無力改變它的時候才屈服於它，所以，他們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議，他們力求以無產階級的法律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法律，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無產階級所提出的這種法律就是人民憲章（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ｈａｒｔｅｒ），這一檔案在形式上純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則改組下院。憲章主義是工人反抗資產階級的集中表現。在工會的活動和罷工中，這種反抗總是分散的；總是個別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個別的資產者作鬥爭。即使鬥爭有時普遍化了，這多半也不是出於工人的自覺；當工人自覺地這樣做的時候，這種自覺的基礎就是憲章主義。

在憲章主義旗幟下起來反對資產階級的是整個工人階級，他們首先向資產階級的政權進攻，向資產階級用來保護自己的這道法律圍牆進攻。憲章派是從民主黨中產生出來的。民主黨是在１８世紀８０年代和無產階級同時並在無產階級內部發展起來，在法國革命時期強大起來並且在締結和約後成為“激進的”政黨。那時，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徹斯特，以前是在倫敦。它曾？和自由資產階級聯合起來迫使舊議會的寡頭政客透過了改革法案，從那時起，它已是一個愈來愈鞏固的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工人政黨了。１８３５年以威廉P洛維特為首的倫敦工人？會（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委員會，草擬了人民憲章，裡面包括下列“六條”：（１）精神正常並且沒有犯過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選權；（２）議會每年改選一次；（３）議會議員支薪，使沒有財產的人也能夠當代表；（４）為了消除資產階級方面的賄買和恐嚇，選舉採用秘密投票的方式；（５）設立平等的選區以保證平等的代表權；（６）取消純屬形式的３００英鎊地產的代表資格限制，使每個選民都同樣有被選舉權。這六條只涉及下院的組織，初看起來都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卻足以把英國的憲法連同女王和上院徹底毀掉。憲法中的所謂君主和貴族的成分之所以能夠存在下來，無非因為資產階級樂於留著它們擺擺樣子；這兩種成分在今天本來也只是擺擺樣子罷了。但是，如果下院擁有全國輿論的支援，如果它不只是表現資產階級的意志，而且表現全民族的意志，那它就會把一切權力完全攫為己有，使君主和貴族失掉他們頭上最後的一絲聖光。英國工人既不尊敬那些勳爵，也不尊敬女王，可是，資產階級雖然事實上也很少考慮勳爵和女王的意見，但對他們個人卻敬之如神。英國的憲章主義者在政治上是共和主義者，雖然他們從來不用或極少用這個字眼；他們同情各國的共和黨，但更喜歡稱自己為民主主義者。他們並不僅僅是普通的共和主義者；他們的民主主義也不僅僅限於政治方面。

誠然，憲章主義從１８３５年一產生的時候起，主要就是在工人中傳播，但那時它還沒有和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劃清界限。工人的激進主義是和資產階級的激進主義攜手並進的。憲章曾是他們的共同的口號，他們每年共同舉行“國民公會”，看起來就好像組成了一個黨。那時，小資產階級正對改革法案的結果和１８３７—１８３９年的商業停滯感到失望，好戰和好殺的情緒高漲，所以憲章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