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年，儲蓄貸款協會的抵押貸款在所有抵押債務中所佔的比重為1/4，1970年這一數目上升到40％。

特別是，新政限制競爭的政策保護了存貸機構。新政的有關規定限制銀行向距離存貸機構辦事處一定距離的地方貸款，限制新的銀行機構進入，限制建立分支機構。在這樣的環境裡，典型的存貸機構以小型互助儲蓄貸款機構的形式執行。互助儲蓄貸款機構的一般執行規則被描述為“3—6—3”，即以3％的利率接受儲蓄，以6％的利率借出貸款，在下午3點停止營業。整個20世紀50年代以及60年代早期穩定的利率為這些中介機構帶來了繁榮，雖然它們缺乏多樣化的證券組合，並且在其存摺賬戶和30年的抵押品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到期期限不匹配的問題。在這期間，破產的儲蓄貸款協會只有13個，130個儲蓄貸款協會促進了1934年到1979年的兼併活動，只花費了聯邦儲蓄與貸款保險公司億美元。

儘管新政建立了一個穩定發展、結構合理的存貸行業，競爭逐漸改變了這一行業的結構。20世紀60年代，當儲蓄貸款協會中的大多數仍然以互助機構的形式存在時，股票協會卻迅速發展，它們更關注利潤，而不是自助的形式。對產品多樣化和地域多元化的限制促使儲蓄貸款協會控股公司形成。第一個儲蓄貸款協會控股公司是建立於1955年的西方巨型金融公司（the　Great　Western　Financial　Corporation）。到1966年，98家控股公司控制了134個儲蓄貸款協會及這一行業13％的資產。它們將對眾多儲蓄貸款協會的管理集中起來，並增加了保險、不動產以及產權保險等附屬機構。這些規模更大、更具進取性的控股公司，能夠更為容易地籌集到資本，並敢於從事一些違規的活動。受到競爭威脅的存貸機構和聯邦住房貸款銀行委員會說服國會於1959年透過了《斯彭斯法》（Spence　Act），仿照監管銀行控股公司的模式，將儲蓄貸款協會的控股公司置於監管之下。

人壽保險、退休金以及互助基金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幾乎沒有保險金計劃。1950年，只有15％的勞動力列入私營僱主的保險金計劃之內，但是到1970年，這一比率翻了一番，達到31％。稅收激勵措施將保險計劃的捐資視為僱主可扣稅的費用和僱員退休前的免稅收入，這推動了保險金計劃的擴張。保險基金從以前次要的中介轉變為金融市場重要的競爭者，從圖和圖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改變。保險基金的主要投資方向仍然是債務工具，但是它們龐大的規模使得它們成為證券市場重要的機構投資者。到1960年，它們收購的公司股票在金融機構淨購買額中所佔的比重超過了一半。

20世紀50年代，日益上升的股市帶來了互助基金的恢復。發展最快的是開放式互助基金，20世紀30年代那場災難摧毀了許多當時更為普遍的封閉式基金，但開放式互助基金卻存活下來了。在一些熱心的銷售商的推動下，開放式基金吸引了許多小型投資者。在這個時期，互助基金幾乎是投資者持有更多樣化資產組合的唯一途徑。儘管互助基金不能享有保險基金那樣的稅收優惠，但互助基金為投資者提供了流動性。

人壽保險公司也處於持續發展中，但是它們的部分陣地被保險基金和互助基金佔有。20世紀60年代，各州對人壽保險公司的監管發生了變化，眾多人壽保險公司被允許在某種程度上提高它們資產組合中證券的分量。就像商業銀行一樣，在戰後的頭20年，人壽保險公司也處於不斷增長中，是發展正常的盈利性機構，儘管它們的相對地位有所下降。

互助基金、養老基金以及人壽保險公司的發展提高了金融市場的效率。這些機構投資者的研究能力以及理論水平都提高了，它們在一級和二級市場上成批購買證券，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資訊成本，從而縮小了銷售價格和交易價格之間的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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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市場的復興（1）

戰後經濟的穩步發展以及公司擴張對資金需求的增加使資本市場得以恢復。曾經受到大蕭條打擊和新政管制的證券發行，戰後也得以恢復。1954年，道瓊斯平均指數達到了其在1929年的高峰，1963年納斯達克市場的規模終於超過了1929年的水平。圖顯示了從二戰末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資本市場的發展。這一時期由於市場的繁榮，而被稱為“戈戈舞”（go　go）年代。

《格拉斯斯蒂高爾法》使商業銀行被排除在資本市場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