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雖然難以想象他是如何辦成這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當他想問起這件事時，朋友卻向無邊的麥地望去，只輕淡地說，他應該感謝自己的運氣好就行了。

聽了這話，齊天卓什麼也沒說。一腳邁出這個本要被關上十五年的監獄，他心裡只有刻骨銘心的感動。一個人一生中“文章遇知己”和“淪落遇恩人”這三生有幸的兩大幸事都讓他遇到了。

直到十多年以後，齊天卓在當上了某市市長時，才從當時的喬縣監獄早已退休的負責人那裡瞭解到，當年李東光是靠賣掉了自己所有值錢的東西，包括手錶，腳踏車，然後給當時的監獄長，一個小學沒畢業且嗜酒如命的人送了三瓶茅臺之後，後者才想辦法託人改判了齊天卓的案子。而李東光是如何瞭解到這個監獄長的嗜酒習性，他就不得而知了。

齊天卓出獄後再沒有回他原來的報社。李東光向喬縣中學校長推薦齊天卓教高中語文，頂替一個一年前去外地搞串聯後已經不打算回來的女老師。該校長基於對李東光的信任和對齊天卓當過報社副總編這一背景的賞識，便同意了。那年，李東光二十八歲，齊天卓三十一歲。

當時的喬縣中學也成立了紅衛兵組織，不過還沒有停課。不少學生開始不來上課，去參加寫大字報和上街宣傳毛澤東思想。齊天卓和李東光每天上課，去食堂吃飯，都住在學校的集體宿舍裡。他們都不想捲入學校的政治活動，有空就一起看書，散步，爭論著他們那個年齡的男性頭腦裡必然存在的無窮多的問題，包括社會的、哲學的和文學藝術的。後來，喬縣中學和全國學校一樣，也全面停課了。李東光和齊天卓藉口說他們要去外地串聯，一起離開了學校。

他們躲到了五十里外天水塢村的李東光家。李東光守寡多年的老母親很喜歡兒子的這個朋友。就像所有的農村婦女都喜歡看見讀書人一樣，每次他們一回來，她就會咧著掉了幾顆牙的嘴開心地笑，並不停地用衣袖擦著泛紅的眼睛。

雖然那場政治運動也遍及了農村，但政治對於農民畢竟不如種地吃飯那樣重要，他們的日子比起縣中學的日子要平靜很多。傍晚，他們喜歡去村西邊的楊樹林裡散步，爭論問題，追野兔，嘗野果，學鳥兒叫，或認真地欣賞每一棵樹的不同。

楊樹林的盡頭有一個高五、六米高、長几十米、寬一米的土壩，面對著大片農田，上面長滿了野草和藤蔓。李東光的老母親說，那壩原是早年間為防洪水修的堤壩，後來多年沒有發水就廢棄了，土被人挖走，就只剩下了那一段。在那段時間裡，他們著迷般地每天都去土壩上欣賞驚心動魄的日落，看其不重樣的美和融化一切的壯美。站在土壩上往下看，世界似乎瞬間縮小；躺在上面的草叢裡向上看，又有身在挪亞方舟上的感覺。他們喜歡在日落後靜靜地躺在草叢裡，不說話，聽昆蟲庸懶單調的叫聲，吸著混雜著草葉和野花的空氣，感覺著世界在自然中的瞬間存在。那種時刻總讓他們感覺置身於地球上的一方淨土，盡情享受著鄉村清貧物質生活中精神和感情上的富足。

如遇到雨天，他們就待在家裡看書或寫毛筆字，討論書法可能對人的思維和審美產生的影響。他們也會幫助李東光的母親剝玉米皮、劈柴、推磨或餵豬。

一個初夏的傍晚，在楊樹林盡頭的那個土壩上，發生了一個影響了他們一生的瞬間。那一天，他們在林子裡談論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還會持續多久，二十年後的中國會是什麼樣，他們將會做什麼等等。他們為個人在面對社會動盪時的無能為力和微不足道感到沮喪，同時又強烈地感到他們的胸懷和頭腦分明能理解和裝下整個宇宙。即使在當時那個恐怖而混亂的年代，躲在天水塢村楊樹林裡的這兩個年輕人也愛著這個世界，他們只是苦於無法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和能證實自己存在價值的途徑。苦悶和迷茫讓他們傷感起來。

齊天卓背靠著一棵長著結節的大樹站著，長時間望天無語。忽然，他眼淚涔涔而下。他對坐在一邊樹墩上的朋友說，他此刻全懂了古人在詩詞中所抒發的幽哀情懷，感到與他們的呼吸和情感的起伏是脈脈相通的。他為自己和朋友作為兩個才智充沛的人，卻是天下大事不可為而傷懷。李東光完全明白朋友的心，他什麼也沒說，只是抬頭望著從上面樹葉間露出的天空，竭力讓自己的眼淚不要流出來。

他們再一次登上土壩時，夕陽燒得正紅。下面大片蔥鬱的麥苗壯觀地延伸到視線的極限，金屬般的霞光把它們變成一片了金色而恬靜的火海。田間散落著幾棵桃樹已率先開出粉白色的花朵，此刻也全被塗染成了金紅色。空氣中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