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意在以一個開國皇帝和一個富可敵國的富商之間的善緣、惡緣為切入點，在更深的層次上探討中國近百年積弱的濫觴。

華夏文明五千年的發展歷史，鑄寫著我們祖先的輝煌。即使到了中國歷史上屢受邊釁之累的宋代，雖然發生了金人南渡、虜卻大宋父子兩代皇帝的靖康之恥；雖然大宋王朝在與遼、西夏的邊釁較量中遠遜於前朝秦皇、漢武的武功威儀，在國家的治理上，亦缺少文、景盛唐的文治氣度，然而，當時中國的科技發展，卻是遠遠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宋代東京（今開封）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至今還留下了《清明上河圖》描繪的經濟繁盛的景象。

元代時，中國雖戰亂不已，可馬可·波羅（1275—1292年來東方）、奧德里克修士（1321—1338年曆遊中國諸省區）等洋人當時來到中國，對東方古老國度的繁榮狀況，仍然表現出莫名的驚訝。

從時間的橫比上說，時值14世紀的元末明初，當沈萬三的私家貿易船隊的桅影已在太平洋上迎接著一個又一個初升的太陽時，處於黑暗的中世紀的歐洲正發生著西方教會的大分裂——羅馬選出一個教皇，而法國籍紅衣主教則另立教皇。兩個教皇分駐兩地，彼此詛咒，正互相開除教籍呢！

當稍後來的明代三寶太監鄭和率領著大明官家船隊——實際上是一支具有軍事性質的遠洋船隊——“自永樂初，奉使諸番，今經七次，每統領官兵數萬人，海船百餘艘，自太倉開洋”（引自至今留存於太倉瀏家港天妃宮裡的《通番事蹟碑》）時，在比薩召開的歐洲宗教會議正決定廢黜原來的兩個教皇，其結果卻冒出了第三個教皇，更形成了三個教皇鼎峙的局面。

完全可以說，在科技、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在世界範圍內我們領先到15世紀。

相比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或許，從綜合國力上說，先前我們可比他們闊多了。

雖說是充滿著阿Ｑ式的自嘲，但卻是實情呢！

痛心的是，後來，別人上去了，我們卻相對地落後，落後到挨別人打的地步。在19世紀後的一部晚清史裡，大清的黃龍旗屢屢無奈地倒下覆蓋在綠營將士的屍體上，馬革裹屍的慘烈景象在西天如血的殘陽映照下，顯得悲壯而又悲涼。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其時，我們非但看不到昔日沈萬三和鄭和的遠洋船隊，恰恰相反，映入眼簾、充斥耳畔的卻是英國人敲開中國海禁之門的遠洋炮艦和轟隆隆的炮聲。接下來，割地賠款，五口通商……

一切的一切，令人蕩氣迴腸，扼腕嘆息，不忍卒讀而又不得不讀。

這是結果。

（四）

東方哲學注重於結果，然而，我們還不得不注意一下西方哲學所注重的過程。

我們綜合國力曾經相對強大，可在後來又悄悄流走，這一過程究竟是如何演變成的？當尋找我們走向積弱的那一段時間時，我們不得不把眼光停留在明、清之際，尤其是大明。

六百年前的大明立國之初，當沈萬三這位富可敵國的鉅商最後敗於大政治家朱元璋之手時，便無可挽回地表明，中國封建皇權奇怪地讓一個放牛娃又延續下去了。在人們談論中國缺少一個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階段的今天，公允地說，歷史也曾給了中國一次次機遇。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在14世紀15世紀，已經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資本論》第1卷第904頁）

假如沈萬三的對外貿易能在中國當時的長江三角洲和東南沿海地區催生助長出這種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進而帶動當時整個商品經濟的發展，並由此對中國政治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假如朱元璋容忍或接受沈萬三對外貿易的實踐、主張並以此奉行貿易立國的方略，那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肯定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了。

顯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當代的歷史學家們在喋喋不休地爭論著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為什麼沒結出資本主義的果時，中國歷史上惟一一次大政治家與大商人的角鬥及其結果，只是反映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某種必然。明、清時，雖也出現過如永樂、康熙、乾隆這樣的有為君主，但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決定了即使這些有為的君王勵精圖治，但他們不會也不可能丟開祖宗的規矩而全盤以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代替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

畢竟，誰都不能也無法超越歷史。

15世紀以後的明、清王朝，中國和世界強國的距離拉大。是時，也正是發生這種嬗變過程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