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私生子，同時發著各式議論。有位舉人老爺，態度尤其激昂，他正同幾個老先生大罵“人心不古”，慨嘆“做此事者，既有傷禮教，且敗本鄉之鄉風！”忽然，他家的女僕跑來報告：大少奶奶死了！正在罵得起勁的舉人，聞訊色變，立刻氣急敗壞地回家去了。原來這個棄兒，正是這位寡居多年，而且掛了貞節匾的大少奶奶生下的。十七歲的少年作者，在故事的末尾以這個“可愛的小臉上，露出悲苦的氣色”的棄兒的名義，向舊社會、舊道德發出了控訴：“他知道了人類是殘酷的，是被舊道德之魔，吃去了仁慈的本性的。他望著天，好像說：‘上帝！你播下了我這小小的種子，被殘酷的人類踏死了。’”

這兩篇小說，是孫犁的“少作”。他寫這些“少作”時的年齡，比魯迅寫《斯巴達之魂》等“少作”時的年齡更小。魯迅把自己的包括他“五四”前夕寫的那些新詩在內的作品，都稱為“少作”，說它們是“出屁股，銜手指的照相，當然是惹人發笑的，但自有嬰年的天真，決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①孫犁這兩篇“少作”，恰恰也表現了他“嬰年的天真”：前者藉助朝鮮故事表現青年人的革命思想，顯得很是單純可愛；後者在揭示禮教“吃人”這一新文學的戰鬥性主題時，發出了一個少年赤子的人道主義的吶喊。這兩點，都有助於讀者瞭解孫犁現實主義創作思想的最初萌芽及其特色。在讀高中一年級的時候，他遇到了另外一位國文老師。這位老師看來和謝採江先生正好相反，是個舊派人物。他叫孫念希，是清朝的舉人，在衙門裡當過多年幕客，據說寫的公文很有點名堂。他給學生的講義，不少是油印的呈文、電稿，也有少數他作的詩詞。他還讓學生各買一部掃葉山房石印的王先謙的《韓非子集解》，四冊一布套，粉連紙，讀起來倒也醒目、方便。但他上國文課時，很少講解，主要是領讀，一邊念，一邊說：“點！”念過幾句，又說“圈！”學生拿著毛筆，跟著他的嘴忙個不停，等到圈、點完了，這一篇就算完事。他還要學生背書，期終考試，總是默寫。這做法很令學生厭惡，孫犁曾有兩次拒考，因為期考和每次作文分數平均，他是滿可以及格的。不過這樣一來，給這位老先生留下了不良印象，後來孫犁在北平流浪，曾請他謀職，他還悻悻於往事，好像這位學生失業，是因為沒有默寫古文的緣故。

其實，中學時代的孫犁，數理成績雖不見佳，在文科，尤其是國文方面，卻具有濃厚的興趣和優異的才能。但這位老師的教學方法，在這個聰明的學生身上只產生了如下效果：背誦了好久，對於一部《韓非子》，除去一些篇名，就只記得兩句話，其一是：“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其二是：“色衰愛弛。”至於為什麼只記得這樣兩句，他自己也覺得是個謎，“說也奇怪，這兩句記得非常牢，假如我明天死去，那就整整記了五十年”：

老師的公文作品，一點印象也沒有了，不知他從《韓非子》得到了什麼啟示。當時《大公報》的社論，例如《明恥教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等篇，那種文筆，都很帶有韓非子的風格。老師也常常選印這種社論，給我們做教材，那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之後。

老師叫我們圈點完了一篇文章，如果還有些時間，他就從講壇上走下來，在我們課桌的行間，來回踱步。忽然，他兩手用力把綢子長衫往後面一摟，突出大肚子，喊道：“山圍故國——周遭在啊，潮打空城——寂寞回啊”，聲色俱厲，屋瓦為之動搖。如果是現在，一定會引起學生的鬨笑，那時師道尊嚴，我們只是默默地聽著。有時也感到悲涼，因為國家正處在危險的境地。①是的，當時整個國家民族正處在危難時刻，特別是“九·一八”、“一·二八”事變的連續發生，像兩顆炸彈，在年輕人的心靈上掀起軒然大波，許多重大迫切的問題，湧到學生們面前，要求他們作出解答。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們不得不調整自己的讀書日程表，甚至以實際行動參與社會實際問題的解決。育德中學的南邊是河北大學，河北大學的東邊，隔一條馬路，就是保定第二師範，“在那灰色的大圍牆裡面，它的學生們，正在進行實驗蘇維埃的紅色革命”①。這裡說的，就是當時震動了華北的保定二師學潮。對於這次學潮，梁斌的《紅旗譜》作了很真實的藝術描寫。下面是孫犁的回憶：那年，第二師範的同學們起來革命，發動護校鬥爭，反動軍警包圍了這所學校，同學們威武不屈。

這是當時為廣大學生界關心的現實鬥爭。那時上海左聯辦的《文學月報》第五、六期合刊上，刊登了一篇題為《福地》的小說，描寫二師的同學堅持護校，把校園的草都掘著吃了，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