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衰頹的形象。“臉，身體，衣服，他都不洗，頭髮有時候一個多月不剃一回。”“他不再有希望，就那麼迷迷忽忽的往下墜，墜入那無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賭，他懶，他狡猾，因為他沒了心，他的心被人摘了去。”最後，髒病使他不能再幹拉洋車的活路，只在人們紅白喜事時替人家做些零碎的雜事，混口飯吃。有結婚的，他替人家打著旗傘；有出殯的，他替人家舉著花圈輓聯。他是這樣地形同“走獸”了：

打著那麼個小東西，他低著頭，彎著背，口中叼著個由路上拾來的菸捲頭兒，有氣無力的慢慢的蹭。大家立定，他也許還走；大家已走，他也許多站一會兒；他似乎聽不見那施號發令的鑼聲。他更永遠不看前後的距離停勻不停勻，左右的佇列整齊不整齊，他走他的，低著頭象作著個夢，又象思索著點高深的道理。那穿紅衣的鑼夫，與拿著綢旗的催押執事，幾乎把所有的村話都向他罵去：“孫子！我說你呢，駱駝！你他媽的看齊！”他似乎還沒有聽見。打鑼的過去給了他一鑼錘，他翻了翻眼，朦朧的向四外看一下。沒管打鑼的說了什麼，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沒有值得拾起來的菸頭兒。

這就是祥子的結局。這樣的藝術描寫是為作品的整體構思決定的。作家後來刪去了二十三章後半到二十四章的這一部分藝術描寫。我們覺得還是保留好。這自然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首先，這樣的藝術描寫，既符合生活邏輯，也符合祥子性格發展的邏輯。“因為以前賣過力氣而並沒有分毫的好處”，他何必再奮鬥？“既沒從洋車上成家立業，什麼事都隨著他的希望變成了‘那麼回事’。”作品中的這一句話是異常深刻的：“他為自己努力，也為自己完成了死亡。”他的奮鬥裡就埋伏著向衰頹轉化的消極因素，“為個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樣毀滅個人，這是個人主義的兩端”。在舊社會那樣的條件下，祥子的結局只能如此。

其次，這樣的藝術描寫，可以同開頭“快活的，要強的”祥子形成一個尖銳的對比，強化祥子悲劇的色彩。作品的前半部分，作品以相當多的篇幅，描繪了祥子作為勞動者的美的精神世界。他即使在極端苦悶的情況下，也不染指於“白房子”，保持著他純潔的心田；當曹先生家遇難，他分文不取，並向老程表明心跡，表現了一個勞動者坦蕩的胸懷；在冬夜的小茶館裡，他給老馬祖孫兩代買羊肉包充飢，傾注了對窮人真誠的關切；他有可能靠劉四的現成錢過日子而寧願憑自己力氣吃飯，表現了勞動者的本色，等等。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健壯的、善良的、正直的、向上的農村小夥子，卻淪落成為一個如此衰頹的無業遊民，一個自私的、懶惰的可憐蟲！作家在幾處講到這樣的意思：“祥子還在那文化之城，可是變成了走獸。一點也不是他自己的過錯。”在這裡作家提出了一個“誰之罪”的問題，回答自然是十分明確的。所以祥子性格的前後變化，是統一在對舊制度的控訴上的；把祥子的結局按照生活的邏輯寫得越充分，作品的控訴力量越強烈。文學作品總是要訴諸讀者的感情。墮落的祥子喚起的讀者的感情，不是嫌惡，而是悲憤。如果刪去對祥子墮落之後的藝術描寫，這種悲劇的迫人力量反倒減弱了。這是一個使人深思的問題。

最後，這樣的藝術描寫，也強化了作品的思想。這個作品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要否定祥子式的個人奮鬥的道路。老馬曾經用他的體驗，向祥子指出想獨自混好是個夢想：“誰不是那麼想呢？可是誰又混好了呢？……我算是明白了，幹苦活兒的打算獨自一個人混好，比登天還難。一個人能有什麼蹦兒？……”祥子從自己的經歷中也明白了：“劉四，楊太太，孫偵探——並不能因為他的咒罵就得了惡報；他自己，也不能因為要強就得了好處。自己，專仗著自己，真象老人所說的，就是被小孩子用線拴上的螞蚱，有翅膀又怎樣呢？”但是作為個體勞動者的生活和勞動方式，決定他必然選擇個人奮鬥的途徑；即使在他明白這樣的道路走不通之後，由於階級地位的侷限，也不可能自發地找到使自己擺脫苦難的正確道路，而只能在黑暗中亂撞，甚至陷入深淵。老舍以現實主義的筆觸描述了這一個階層勞動者的命運，有深深的同情，也有嚴峻的責難。他稱祥子是“個人主義的末路鬼”，這樣的評斷，既符合歷史的本質真實，也隱含著作家的傾向。這種傾向熔鑄在對祥子墮落結局的藝術描寫之中，這就不但從理念上，更重要的是從感情上激動讀者必須深思這個重大的社會課題。

藝術上的追求

老舍是一位對文體精熟的大作家。他在自己長長的創作歷程上，從未間斷對於寫作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