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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行二十多天，抵新加坡。上岸以後，四顧茫然，他決定先找商務印書館。但他並不知道商務印書館的地址，坐在洋車上心裡默禱：商務印書館要是在這條街上，便是“開市大吉”，否則，便算“玩完”了。事情竟然這樣巧，商務印書館就在這條街上。經理包先生客氣地接待了他。因為沒有合適的工作，包先生又把他介紹給南洋兄弟菸草公司黃曼士先生。黃先生為人熱情，雖然也沒辦法給他找到工作，但他們卻建立了友誼。最後他到了中華書局，經理徐採明先生把他介紹到離街市十多里的華僑中學。這個學校正缺國文教員。有了事做，心落了實。他從學校支點錢，買條毯子，留晚上蓋；又買身白衣裳，“中不中，西不西，自有南洋風味”。賒了部《辭源》，“教書不同自己讀書，字總得認清了”，生活雖然拮据，教書應當是照樣的認真。他經歷的這一段生活，對於一個已經出版兩個長篇的人來說，近於一種奇遇了。

老舍在新加坡生活了近半年時光。ｗωｗ奇Qìsuu書còm網

美麗的新加坡給他難忘的印象。這裡白天天氣熱，然而教書是在早半天。吃過午飯就可以休息，六點鐘落太陽，天氣轉涼，晚飯後可以繼續工作。一天早、午、晚三次“沖涼”，在自來水龍頭下，灌頂澆脊背，也是頗為愜意的事。有時，陣雨過後，樹木綠到不能再綠，空氣裡有些涼而濃厚的樹林子味兒。這在剛剛離開喧囂、繁華、市俗的倫敦的老舍看來，簡直是到了一個近於“仙境”的地方。在很久以後，他曾經這樣深情地回憶新加坡：“到現在想起來，我還很愛南洋——它在我心中是一片顏色，這片顏色常在夢中構成各樣動心的圖畫。它是實在的，同時可以是童話的，原始的，浪漫的。”（注：《還想著它》。）

不僅如此。新加坡人民的生活，開啟了老舍的眼界，他看見了一片新天地。東方弱小民族革命意識的覺醒，使他十分激動。新加坡是英屬殖民地。這裡聚居著數量眾多的中國華僑，也有印度人、錫蘭人、馬來人；這些不同種族的勞動人民，生活在一起，共同參加開發新加坡的事業，也一起承受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壓迫和剝削。他生活在這些人中間，特別是生活在華僑中學的學生們中間，感受了他們的革命的情緒。他說：“我教的學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歲的小人兒們。他們所說的，和他們在作文時所寫的，使我驚異。他們在思想上的激進，和所要知道的問題，是我在國外的學校五年中所未遇到過的。不錯，他們是很浮淺；但是他們的言語行動都使我不敢笑他們，而開始覺到新的思想是在東方，不是在西方。”（注：《還想著它》。）

老舍看見了中國華僑在建設美麗的新加坡的事業中的勳勞：“樹是我們栽的，田是我們墾的，房是我們蓋的，路是我們修的，礦是我們開的。……毒蛇猛獸，荒林惡瘴，我們都不怕。我們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來。”“沒有了我們，便沒有了南洋；這是事實，自自然然的事實。”（注：《還想著它》。）老舍從這些華僑身上看到了中國人民中間潛在的偉力。“我們偉大。”這是他發自內心的呼喊，“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不是說某某先生會穿西裝，講外國話，和懂得怎樣給太太提著小傘。我是要說這幾百年來，光腳到南洋的那些真正好漢。沒錢，沒國家保護，什麼也沒有。硬去幹，而且真幹出玩藝來。我要寫這些真正中國人，真有勁的中國人。中國是他們的，南洋也是他們的。那些會提小傘的先生們，屁！連我也算在裡面。”（注：《還想著它》。）對“真有勁的中國人”——墾荒、造屋、捕魚的赤腳的勞動人民的崇拜，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老舍思想上得到的這一點認識，是他在新加坡所得到的最寶貴的東西。

思想感情上的這個變化，直接影響到他的創作；這突出表現在作品主題的把握上。本來在來南洋前他已經開手寫作一部叫做《大概如此》的長篇。他自己講：這部書和《二馬》差不多，也是寫在倫敦的中國人。情節的中心是寫一男一女，男的窮而好學，女的富而遭了難，窮男的救了富女的，兩個人發生了戀愛。結局是，男的墮入情海之中，女的卻只拿愛作為一種應酬與報答，結果把男的毀了。老舍“不滿意這個題旨”。這部小說“在大陸上寫了些，在由馬賽到新加坡的船上寫了些，一共寫了四萬多字”。到了新加坡，由於新思想的激盪，他“看不起這本書了”，決定停筆。（注：《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