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回憶說:“大學二年級開第二外語課,我選修法語,是袁昌英教授講課。她用的是美國教材,用漢語講,也用英語講。考試時,學生將法語譯成漢語,也可譯成英語。……這對我們幫助很大。我至今還十分感謝袁昌英先生和其他老師們。”武漢大學現在成為全國中法學術交流中心,這和袁昌英當年在此打下的基礎顯然是分不開的。
附提一件軼聞:袁昌英與徐志摩私誼甚厚。徐志摩遇難後,袁昌英督請蘇雪林撰文悼念,同時自己也寫《毀滅——紀念一個詩人》,發在凌叔華主編的《武漢日報·現代文藝》上,研究者一致認為“該文透露袁對徐的感情之深厚”,以至“張邦梅在《小腳與西服》中轉述了張幼儀見到袁昌英的‘小腳’時那種激動的心情,並且懷疑袁是徐打算娶的‘二太太’”。顯然,這分明是張幼儀出於憂慮、嫉妒和敵意。袁與徐的感情,只不過是文人之間意氣相投因敬而愛(柏拉圖式)的情感而已。而那時袁昌英已與楊端六訂婚了,這純屬一種虛妄的猜測。
駱家山坳一土
斗轉星移。
“三傑”中的凌叔華40年代中期離開珞珈山,隨丈夫陳源出使國外;蘇雪林也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隆隆炮聲中,隨大流流寓臺灣。唯袁昌英堅守武大。若論歷史問題,袁昌英要比另兩位複雜得多,她不僅出身於一官紳之家,1948年還曾以社會賢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