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位“領導”寫的！

他們是找不著我一點毛病，要找著我一點毛病，我準活不了！最後，不得不宣佈我“解放”。就算我“犯有嚴重政治錯誤，鑑於馬季同志在作品上還比較積極向上，多年工作還對自己有一點要求，以及長期的表現，我們覺得他應該劃為‘人民內部矛盾’，我們在這裡鄭重宣佈：馬季同志‘解放’！”臺下嘩嘩一鼓掌，就算“解放”了。剛宣佈完畢，“造反派”的頭頭站起來了：“我們在這裡宣佈：馬季同志光榮地被批准第一批參加“五七”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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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字報（3）

我申請了嗎？你們就批准我？緊接著大喜報就貼出來了，馬季是頭一個。“工宣隊”的問我：“怎麼樣？你被批准了。”我說：“我沒意見，我早就應該走。這也是你們早就安排好的，我一點意見沒有。但是我走之前，我要提一點意見：我要問問那位領導我是哪個大奸商的後代？我是哪個地主婆的後代？那個資本家的門徒？我希望他能拿出材料來，我好在上面簽字。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鬧劇！誰都別埋怨誰！能怨誰呢？“文化大革命”把中國人都弄成瘋子一樣，那是一場浩劫啊！

但是在“文革”中不管怎樣，我對相聲一直是有信心的，相聲我一定要繼續搞下去，因為我太愛她了！你不讓我明著搞，我暗地裡搞；你不讓我說相聲，我暗地裡琢磨相聲。所以在“五七幹校”突然讓我寫相聲的時候我在鍋爐房裡也能寫出相聲來。

我跟別人說過，文化大革命對我來說，我不把它看成是對我的迫害，它是我的財富！我甚至慶幸我趕上了這個階段！我要不挨鬥去，我怎麼能看到各種形形色色的嘴臉！我對人性怎麼能有更深的理解？

嫩江的兩次歷險（1）

我們廣播系統三百多人，在1969年的6月進入了靠近祖國邊陲的“五七”幹校，“五七幹校”在東北的嫩江地區，離嫩江市還176公里，到那裡我們要拿著“邊防證”才能進出。我們呆的地方是一個廢棄了的養馬場。因為那裡的氣候條件十分惡劣，十月份上凍，地下都是“塔頭”地，一個大包、一個大包長著草，遠看是一片草地；等化了凍，就成沼澤地了，走路不小心就能陷下去。周圍全是沼澤地，夏天與外界交通斷絕，冬天結冰才能與外界通行。這裡有四害：蚊子、馬蠅、小咬、老鼠，無論是它們的數量還是它們對人的攻擊力，都令人永生難忘。

冬天上凍了，馬車、汽車和運輸工具才能進來。

在那地方只能種一季麥子，用“康麥音”播種機，種上了就不用管它，就等著收了。要是趕上收麥子的季節下雨就收不回來，割掉了也不行，拉不回來。馬車、拖拉機陷裡頭根本出不來。只能用火一點，燒著了，來年作肥料了。

有一次，我和中央廣播電臺的播音員金鐘一塊到麥子地裡去幹活，割完之後一看拉不回來了，我說我這帶著打火機哪，他說：“不用，我這有火。”唰，他就點著了。

我們回來了，他給打成了個“反革命”！說他“放火燒糧食”。當時我還說我這有火，虧沒用我的火啊！要用了我的火，我也是“反革命”了。

這“五七幹校”的地址是廣播局“造反派”的頭頭選的。他們說了：“這一幫人就給他們送這兒來，以後愛怎麼著怎麼著了。”那地方當年的日本鬼子都沒敢進的，我們去的時候那兒還有日本鬼子修了一半的軍用機場哪，養馬場也是廢的，讓我們上這兒來其實就是折騰人，變相勞動改造。

在嫩江的“五七”幹校裡，我在廚房幹活，主要的任務就是揉麵，做麵食，一天到晚就幹一件活兒，面揉完了，蒸上屜就沒事了。有一天干完事之後，拿起魚竿和原來少兒部一位同事釣魚去了。

我沒有時間概念，秋天的夕陽很快就落下的。我和那位同事，往出走了不到一個小時，天就黑了下來，可我們還沒有找到一個水泡子。不知不覺天愈來愈黑了，我們倆有些慌了，因為已經看不到回去的路了。我問那同事還記得來的方向嗎？他說不記得了。這時天已經大黑了，我問他，怎麼辦？他說不知道。我對他說，我覺得今天要出事兒。

我們憑著記憶試探著往回走，深一腳淺一腳的，越走越覺著不對。當我看到前面有一片亮光試著走時，突然感覺腳下一滑，一隻腳陷了進去。我的腦子還是非常清楚的，這是“塔頭”地，我告訴那同事咱們不能再動了，否則咱倆非陷進去不可。只能這樣等待著救援的人來。此時，我真的有種恐懼的感覺。

夜更黑了，天也顯得更加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