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推薦序（1）

喬納森？羅森鮑姆Jonathan　Rosenbaum：美國著名影評人，生於1943年，1987至2008年擔任《芝加哥讀者》首席影評人，並且是《電影手冊》和《電影評論》等權威期刊的撰稿人。多年來，大力向美國觀眾推介和研究外國電影和較冷僻的電影。戈達爾認為他是詹姆斯？阿吉的繼任者和當代的安德烈？巴贊。——編注

一

“中國人並不認為過去的事物有多重要，”大概十年前，張曼玉在接受一本法國雜誌採訪時說，“不管那是電影、遺產，甚至衣服或傢俱。在亞洲，沒有任何東西會被儲存，戀舊被認為是愚蠢和反常的。”（Les　Inrockuptibles，1999年12月1日）

饒有趣味的是，至少對於我而言，這一說法解釋了為何那麼多最重要的中國電影關注歷史的發現，它們代表了打撈某段失落過往的各種嘗試。在此，我僅列十二部我最喜愛的中國電影，它們都顯現出上述特徵：費穆的《小城之春》（1948），侯孝賢的《悲情城市》（1989）和《戲夢人生》（1993），王家衛的《阿飛正傳》（1990）和《花樣年華》（2000），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關錦鵬的《阮玲玉》（1992），田壯壯的《藍風箏》（1993），李少紅的《紅粉》（1994），賈樟柯的《站臺》（2000）、《三峽好人》（2006）和《二十四城記》（2008）。恰如我一篇作於2001年的文章的標題——描述的是《阮玲玉》——這有點像是“在流沙中建築歷史”（Building　History　in　Quicksand）。甚至其他許多我所鍾愛的中國電影，即便它們沉潛於當下，在當下的所有現代性中觀照這個當下，例如侯孝賢的《南國再見，南國》（1996）、陳可辛的《甜蜜蜜》（1996）、賈樟柯的《世界》（2004），也許都可被視為歷史地看待當下的野心之作。

張曼玉的說法也可用於描繪很多美國人的偏失，儘管它較不適用於對於詹姆斯？納雷摩爾和我所成長的地方：美國南方。自從在南北戰爭（1861—1865）——這是迄今為止，我們國家所承受的最具創傷性的文化危機（部分是因為它結束了奴隸制），有兩部最著名的美國電影都對此做了描繪，它們是《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和《飄》（Gone　With　the　Wind，1939）——中戰敗，南方人便經常對那個被假想存在於戰前的神話般的黃金時代抱有一種渴望的懷舊之情。但是，我們也可以爭辯，懷念一個想象的過去也是一種貶低歷史的方式。它也可以成為一個值錢的資本主義工具，讓某些產品得以販賣和再次販賣，對於一個渴望歷史又深深懷疑歷史的當下來說，更是如此。

黑色電影與過去之間便存在著能夠反映這種矛盾心態的複雜而曖昧的關係，就我所知，納雷摩爾是迄今為止最出色地描述這一現象並幫助我們理解它的批評家和歷史學家。在某種程度上，他開始於一個悖論：今天的美國，幾乎任何一個步入音像店的人都知道“黑色電影”是什麼，而當初那些美國觀眾見到這類好萊塢經典——全都製作於1940和1950年代——時，他們並沒聽說或知道這個術語。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某些方面，今日對黑色電影的喜好乃是出於對一個從未存在的過去的懷念——至少，那個過去並不以我們現在所理解它的方式而存在著。

二

吉姆？納雷摩爾和我已經是有二十多年交情的老朋友了，我懷疑我們的趣味和愛好如此相投是因為我們都傾向於至少部分地把電影看做文學的一個分支——我們的學術背景和閱讀習慣的一個反映。我認為本書成為有關黑色電影的最佳著作，正是同這一背景相關，因為，正如納雷摩爾自己在第一章中較詳細地闡釋的，連“黑色”（noir）這個術語都具有文學內涵：這個術語部分地受到法國出版商伽利瑪（Gallimard）的“黑色小說系列”（Série　noire）——這是一個黑皮平裝犯罪小說系列，1945年由一位具有超現實主義背景的編輯馬塞爾？迪阿梅爾（Marcel　Duhamel）創立（據法文版線上維基百科，命名者是更有名的法國超現實主義者、作家雅克？普雷韋［Jacques　Prévert］——同年他為著名電影《天堂的孩子》［Les　Enfants　du　Paradis］寫了劇本）——的激發，並與後者呼應。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