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游魚、水聲等，構成了統一和諧的藝術整體。園林好，江南尤瑰寶。明代江南，人文薈萃，文化繁榮，冠於海內。有這樣高水平的文化素養，才會出現這樣高水平的園林。明末吳縣人計成撰有《園冶》一書，這是至今仍蜚聲中外的園林史上的經典著作；而計成在少年時代，便以善畫名聞鄉里，並最愛古代畫家關同、荊浩的筆意，他的詩作也頗具功力。惟其如此，他才能成為造園專家，並寫出《園冶》這部名著。

※虹※橋※書※吧※。

第60節：論明代江南園林（4）

（二）商品化色彩

園林乃風花雪月之地，築園者享林泉之福的憩休之所，園中所植，主要是花草，除供主人、客人觀賞外，不投放市場。但明中葉後，在蓬勃發展的商品經濟的刺激下，江南的某些園林，與農業生產相結合，種植經濟作物，甚至養鵝鴨，畜魚數萬頭，有的產品還投放市場。如上海豫園，即種有西瓜、棗、桃、柿、櫻桃、桔、李、梅、香櫞等，池內養了不少魚，部分產品至市場出售，這在豫園主人潘允端的稿本《玉華堂日記》中，有清楚的記載。又如祁氏豳圃，在“讓鷗池之南，有餘地焉……以五之三種桑，其二種梨橘桃李杏慄之屬……於樹下栽紫茄、白豆、甘瓜、罌粟。又從海外得紅薯異種，每一本可植二三畝，每畝可收得薯一二車，以代粒，足果百人腹”。［36］又如晚明紹興的快園，“園在龍山後麓……開門見山，開牖見水，前有園，地皆沃壤，高畦多植果木。公旦在日，筍橘梅杏，梨楂菘蓏，閉門成市，池廣十畝，豢魚魚肥。有桑百株，桃李數十樹，收其直，日可得耘老一叉錢。春時煮籜龍以解饞，培木奴以佐絹，相時度地，井井有條”。［37］萬曆時震澤鎮西三里許的桃花園，“有桃園十畝，中坎小池，外環幽竹，春時花光燦照兩岸……風流勝地，足繼名賢”。［38］水蜜桃，明末“獨上海有之，而顧尚書西園所出尤佳，其味不亞於生荔枝”。［39］明末常熟瞿式耜的東皋園，“中有池數畝，畜魚萬頭……魚之大者，長至四五尺。每歲春秋二時，輒以空心饅頭投之池中，魚競吞之，有躍起如人立者，於是置酒池上，招客觀之，謂之賞魚”。至清初，瞿式耜抗清失敗，在桂林殉國後，家道中落，“遂大集漁人，為竭澤之舉，所獲魚不下千石，吳中魚價為之頓減”。［40］雖然這些魚投入市場是在清初，而不是在明代，但於此也不難想見明末瞿氏東皋園中養魚的規模。凡此種種都表明，明代江南的一些園林出現了生產化的苗頭，園中的部分產品成了商品。儘管在江南園林中，這種生產化、商品化的傾向畢竟是次要的、微弱的，但仍然值得我們重視。

（三）園與莊的結合

這也可稱為村莊園林化，或園林村莊化。蘇州的東莊便是典型。該莊原為吳孟融所建，內有十景，其孫吳奕又增建看雲、臨者二亭。李東陽暢遊此莊後，詳細地記下了亦莊亦園的動人景象。

蘇之地多水，葑門之內，吳翁之東莊在焉。菱濛匯其東西溪帶，其西兩港旁達，皆可舟而至也。由橙橋而入，則為稻畦，折而南，為桑園，又西為果園，又南為菜園，又東為振衣臺，又南西為折桂橋。由艇子浜而入，則東為麥丘，由荷花灣入，則為竹田，區分絡貫，其廣六十畝，而作堂其中，曰“續古之堂”，庵曰“拙修之庵”，軒曰“耕息之軒”。又作亭於南池，曰“知樂之亭”，亭成而莊之事始備，總名之曰東莊，因自號曰東莊翁……歲拓時葺，謹其封浚，課其耕藝，而時作息焉。［41］

顯然，東莊不僅是風景如畫的園林，也是種稻麥、竹園、桑園、果園、菜園、藕塘齊備的田莊；這也進一步證實了前述園林生產化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東莊歷時甚久，而且地處鬧市，影響深遠。當時的一些詩人、畫家，經常在東莊流連忘返，寫下了讚譽此莊的優美詩句。如劉大夏詩：“吳下園林賽洛陽，百年今獨見東莊。”李士實詩：“小莊隨意作經營，園漫分蔬地漫耕。流水聲中看杖倚，人家叢裡有舟行。市廛咫尺疑無路，林壑分明不出城。”沈周詩：“東莊水木有清輝，地靜人間與世違。瓜圃熟時供路渴，稻畦熟後問鄰飢。”［42］這些詩句，如實地記錄了東莊的良辰美景，田園風光。明末祁氏的豐莊，也是莊園結合的產物。祁彪佳曾作過說明：“莊與園，似麗之而非也。既園矣，何以莊為？予築之為治生處也。”［43］宣德年間的樂圃，杜瓊所建，內有十景之盛，其實也是一座園林化的村莊。時人曾有詩紀曰：“桃花來林館，宛似武陵溪。醉後拋書枕，夢迴聞鳥啼。水光孤墅外，山色小橋西。”“影雲連榻，楊花雪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