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鬱性精神病與高度的創造能力是可以共存的，因為患者的思想是清醒的，而他們在憂鬱時所受的痛苦為他們在狂躁時的工作帶來了深度。詳見《精神疾患與創作才能》載《大眾心理學》1985年第1期。巴甫洛夫也曾指出，歇斯底里病人具有異常的幻想性和朦朧狀態，這個問題，過去許多人也都是談過的。奧斯本指出：“據說德謨克利特曾斷言：詩人只有處在一種感情極度狂熱或激動的特殊精神狀態下，才會有成功的作品……這種情緒上的昂揚自得的特殊精神狀態被認為本身就是一種瘋狂，並且在習慣上總是把它看做是與一個人在控制著他的全部機能時的那種正常狀態相對立的。”《論靈感》載《外國文藝思潮》第一集。我國古代美學理論也強調這一點，東漢文學家、書法家蔡邕說：“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狂，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兔毫不能佳也。”轉引自《寫字與寫志》載《藝譚》1984年第1期。他也認為“任情恣狂之際才能創作”。王國維詩：“四時可愛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發狂使人變得天真年少，也只有天真年少才能“任情恣狂”。相傳清代畫家傅山，有一次給友人作畫，但謝絕友人參觀，這位友人就躲在遠處偷看。只見傅山動筆之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像是著了魔一樣，嚇得這位友人急忙跑過去從背後把他抱住。傅山感嘆地叫道：“完了，你這就敗壞了我的畫興。”於是他擲筆不畫了。《歷代畫家的故事》第144頁。發狂和變態是情的王國，人情和人性往往在狂態中才可以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許多藝術家都有這種創作體驗。法國大畫家柯羅談他的作畫過程時說：“我每次旅遊之後都要把‘大自然’請到家裡做客，如痴似醉地畫上幾天：我手持畫筆，在我那畫室的森林裡尋找榛果，聽百鳥歌唱和樹葉在風聲中沙沙作響，看潺潺流水映出天和地氣象萬千。甚至太陽也在我的畫室裡起落。”《柯羅——藝術家·人》第80頁。郭沫若說他的《地球，我的母親》是在“神經性發作中”寫出來的。曹禺在創作《日出》時，感情激動得令人害怕：“在情緒的爆發當中，我曾經摔碎了許多可紀念的東西，……我絕望地嘶嘎著，那時我願意一切都毀滅了吧，我如一隻負傷的獸撲在地下，齧著鹹絲絲的澀口的土壤。”《日出·跋》。這樣的例證是不勝列舉的。

3　“四時可愛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2）

以上所談是藝術家在創作中的變態心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藝術家與某種瘋狂症的某種類似。現在，我們還可以談談精神病患者的變態心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瘋狂症與藝術家的某種類似。

有人去一家精神病院探望一位患者，發現這位患者正彎腰弓背，伏著身子，在那裡專心致志地用右手指按平一個個橡皮製的山羊*狀的凸起物。那一排排的橡皮*，宛如英文打字機的鍵盤。這是醫師為他特製的一種醫療器械，這種橡皮*具有良好的彈性，只要手指一鬆，它便立即復原。因而患者儘可不停地按平十幾個這樣的橡皮*而得到情感上的滿足。因為在這位患者眼裡，這個世界處處都是凸的，都充滿了不平，這使他深感不滿而痛苦不堪。他的生命的全部意志便是用手指去按平這個處處凸起的可惡世界。不按平它，決不罷休，他生生死死的惟一追求，就是他所理想的平坦世界。只有在平坦的世界中，他才感到安穩、感到舒服和滿足。

這位患者的精神世界多麼使人驚愕。顯然他完全生活在虛幻的世界中，是某種思想、某種情緒頑固地盤踞在他的意識中，以致使他那麼執著、那麼恆定地重複著同一的動作。還有的患者內心感到有一種不可抗拒的意向去數一數他所看到的一切，如對窗子、錢包裡的錢、街上的行人和電線杆等，都要作毫無必要、毫無意義的頑強計算，精神病學家稱這種意向為“計算癖”。從創造心理學觀點看，大數學家也經常處在類似狀態，例如，十九世紀蘇格蘭大數學家哈密頓對四元數的運算便懷有一種瘋狂的熱情。成年累月，他一直處在這種狀態而不能自拔。直到十五年後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感到問題解決了為止。就是說，這種瘋狂狀態至少糾纏了他十五年之久。這是多麼令人驚歎的創造精神！沒有這種固執性和恆定性，沒有這種十幾年乃至數十年如一日的創造毅力和樂此不疲、欲罷不能的強烈渴望，就不會有創造發明，人類就不會有進步！當然哈密頓的“變態心理”和按橡皮*的精神病患者的變態心理並不完全相同。哈密頓還能從變態中返回常態，回到現實，而精神病患者卻失掉了這種能力。再有，哈密頓的意向是有意義的，而那位患者的意向是無意義的。但兩者的心理機制和根源卻是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