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與墓葬為多，由文物內容我們可以探索古人生活，但與兩河、埃及考古所得相比，較少大型建築的全貌（例如金字塔、神廟）。

中國考古學的特色，在於由古代器物的形狀與遺址的層位關係重建同一文化的演變過程及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影響。從區系型別的考察，中國考古學至少已對東北、山東、東南、華南、北方與江漢六個地區的變化有相當清楚的認識。這些地區，每一區都有其演變的譜系：例如東北區的紅山—夏家店下層—夏家店上層文化系列；山東地區的北辛—大汶口—龍山—嶽石文化系列；江漢地區的大溪、屈家嶺、青龍泉三個平行而又彼此糾纏的文化系列；北方渭水與黃河中下游地區則是由仰韶文化分化為半坡與廟底溝兩系文化，廟底溝文化迤邐而東，遠達鄭州；東南太湖地區則有馬家濱—良渚—馬橋—吳越文化的系列……凡此發展，都延續數千年之久。在四五千年前，東北、山東與江漢地區的文化，都有過一次由盛而衰的過程，例如山東的大汶口文化，文物精美，遺址眾多，接下去有更為可觀的龍山文化，個別聚落比大汶口更大，社會組織也較複雜，但嗣後的嶽石文化遺址數量少，文化也較簡陋。在距今4000年左右，新石器文化的中衰現象，在東北、河北、江漢、東南都曾出現；反之，中原黃河中下游的廟底溝文化，從未有過紅山、良渚文化那種精美玉器，或大汶口與龍山文化那種優質的陶器，卻居然一枝獨秀，出現了二里頭遺址的大型宮殿與城市及陶寺遺址的龐大墓地及居住遺址。這一次的巨大變化，其原因還待探索，卻是中國地區第一次出現了一個逐漸凝聚的核心，由此發展了可能相當於傳說中夏代的大型國家，並在此基礎上發展了從東北進入中心的商代與嗣後從西方而進入中心的周代，從而形成中國傳統歷史的“三代”觀念及與此相關的“中原”觀念。二里頭的城市遺址與商代的城市遺址（偃師、安陽殷墟、洹北），似乎都是政治中心與禮儀中心，從其宗廟的位置及其規模言之，這些中心的政治功能，其實與禮儀功能難以區隔。中國古代的信仰，應有崇拜自然力的神祇信仰與慎終追遠的祖宗崇拜兩個不同的方向。紅山與良渚的精美玉器，毋寧是崇拜神祇的巫覡之法器，而商周的祖宗崇拜則以宗廟祭祀祖先。“中原”的“三代”，以祖先崇拜為主，宗廟乃統治階層的權力所寄，是以此後的中國文化中慎終追遠成為十分重要的觀念。二里頭遺址中，有相當面積是製造石器與陶器的作坊，有一處還堆積了大量松綠石的石材。由此觀之，二里頭的古城，也是一個製造中心，至於製成的成品，是否也是外銷的商品，抑是由別處取來原料在此製作自用，目前不能確定。至少，這些石料與石材必定來自他處，則二里頭也是一個資料集散地，是一個類似兩河流域商業城市的聚落。

河北的藁城與湖北的盤龍城，都是商王朝外圍的城市，應是衛戍城市，軍事性與政治性應強於禮儀性。周人由西陲進入中原，取代商王朝，統治了中原。周代的封建制度眾建諸侯，以為藩屏，自周代在陝西的老根據地，逐步分封子孫親戚，紛紛建國，今日的陝西、河南、淮河、山東、山西、河北，都有周人封國。一個“國”，其實是一箇中心城市加上若干衛星城市，以“點”控御四周的“面”。周代的封建，啟動了小區擴大與凝聚的過程，從城市發展為城邦，然後充實為領土國家。

春秋時期，中原與南方之吳越的對峙與互動，促成中國南北兩個文化大區域的融合。另一方面，有一些政治—軍事—禮儀功能的城市，例如臨淄、邯鄲、咸陽、郢、宜陽等，因為各地之間的互通有無，成為地區性的製造與貿易中心。這些商業城市構成一個網路，促進了中國各地經濟的整合，創造了“天下定於一”的經濟條件，結合文化上的整合，中國終於走向統一的“天下國家”。西周王國解體，本來依賴宗族維繫的封建體系，在春秋戰國近六百年間，竟逐步轉化，完成了從城市到天下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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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古代的思想體系（1）

中國的文字系統，起源於何時，至今還不能斷言。新石器時代晚期，陶器上偶見一些符號，可能即是當時的文字。至少大汶口文化的一些陶文，例如日、火、山形的合文，雖然相當抽象，但已具造字的原理。而且這些陶文在不同地點出土的陶器上出現，表示其似乎已經約定俗成。可是，這些陶文都只是偶然一見，此外並沒有成為文句的文字。四川的巴文化，青銅器上常出現幾個符號，有的如手掌形，有的如心形，但是也只是個別的符號，不能成為文句。也許遠古已有文字，卻因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