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先生所從事的就是中國文官制度的分析，那時候我就開始注意到韋伯談到的官僚和中國文官制度的基本差別。

這些是我一生的幸運，因為開刀，因為走路不方便而受到老師們特別的照顧，得到別人不太容易碰到的機緣。

三、追憶王世傑幫忙做雜務

1962年，我到了史語所工作。其實在這之前的1953年我就進了史語所，但是因為臺大開辦了第一個研究所，我就辭去了史語所的工作，回學校讀研究生了，我是臺大的第一個研究生，一直讀到1956年。還有一點就是讀研究生有獎學金，獎學金比我在史語所做助理員的工資還要多50塊錢。而且不用幹什麼活，只要好好唸書就可以了。

那時臺灣的研究生教育跟內地不太一樣，內地是一個導師帶一個學生，但是在臺灣是由一個三到五人組成的學術指導委員會共同負責。這樣就給我一個相當大的刺激，因為當時我的幾個指導老師的治學思路都不一樣，他們在那裡各自講各自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尋找自己的路子。

後來1962年正式到史語所，一直待到1970年，中間還在我的母校教書，兩份聘書，一份工資。1964年我又開始擔任臺大歷史系的系主任，這時候開始負責一些瑣碎的雜事。當時校長是錢思亮，他老人家總是指派我做不同的事情，從來沒有讓我閒過。現在想起來，那幾年忙得發昏，但是也有一個好處，就是讓我的眼界從過去那種單純的書齋生活中脫離出來，獲得了更大的視野。

當時還有一個讓我很忙的工作就是給中研院辦“洋務”，人來客往，各種合作專案都是我“幫忙辦”。當時中研院的院長是王雪艇（世傑）先生，胡適之先生故去之後，王先生本來就是院士，又有行政經驗，被選為院長。我跟王先生的關係，不單是研究員和院長的關係，還輔助他做了很多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浪費了我很多時間，但是也讓我學會了很多東西。

王先生是個大學者，國際法的專家，三十歲上下的時候創辦了武漢大學，一出手就是一流的大學。後來他在國民黨政府工作，做過外交部長。

這期間我認識了我的太太，她本來是我的學生，她畢業後的第三年我們開始來往，後來很快就結婚了。

四、斥責李敖成了攻擊目標

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大概是在1980年，時間太久了，記不得了。這前後李敖曾經著文攻擊我。李敖在臺大讀書的時候就是個很自負的學生，他的老師姚從吾先生很縱容他。我做系主任的時候，他正在讀研究生，李敖很聰明，但是他不守規矩，我對他也不假以辭色。

我跟李敖的第一次嚴重衝突是他在《文星》寫文章，說老先生們不交“棒子”，其中涉及到我的老師們的一些事情完全出於他的編造。之後他跟《文星》的蕭老闆、還有餘光中先生到我那裡去，我就給他矯正，我跟他說：“我們學歷史別的沒有什麼，但是基本的行規就是不許編造故事。”就這樣我倆吵翻了。後來我很生氣，跟他說：“你給我出去。”蕭孟能就跟他走了。從那以後他就不斷地攻擊我，不過我也從來沒有回應過。

從那以後我就再也不跟他見面了。

1970年我到了匹茲堡大學，本來是去做訪問教授的，後來一些前輩老師就跟我說：“你不要回來。”就這樣，我就呆在匹茲堡大學沒有回去。

第二章　中國新石器文化到青銅文化時代的變化

中國地區幅員廣大，內部因地理條件的差異，可以劃分為許多區域。各區域之間，又因為壤地相接，並無難以跨越的障礙，以致各區域的文化發展與其相鄰文化經常互相影響，甚至逐漸融會。這種現象與上一章兩河、埃及、印度各種古代文化的發展模式相比，中國地區的文化發展是不斷融合，最後趨於大同小異的面貌，而兩河、埃及與印度三區，論其涵蓋的總面積比廣義中國的範圍大不了多少，卻長期區隔為獨自發展的系列。若以農業及聚落的出現作為指標，中國地區的農業，在距今一萬年前即已出現。北方以河北磁山的黍稷（小米）為至今最早的遺存，南方則以湖南澧縣的稻米為最早的遺存。黍稷與稻米文化的分佈，大致以秦嶺淮河線為分界，但是中間的過渡地帶相當大，而且黍稷的栽培也可見於南方高地山嶺。

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數量眾多，超過任何其他地區，然而，由於大部分遺址是在現代建設工程進行過程中發現的，難以作預先設計的全面發掘，因此中國考古學上罕見兩河流域那種有計劃的大規模發掘一個城市的考古工作。中國的考古發現，以